不见自己的两个儿子，同时，也在很长时间内不立太子。因为两个儿子中必定有一个是未来的“龙”，立了太子会使两龙相见，会令他联想到自己的死，联想到这个太子有一天会取代自己。对死的恐惧，甚至令他极度厌恶别人谈到皇家子孙的生，因为这同样会使他联想到有生必有死。

由于这个缘故，他的孙子，即裕王的儿子——后来的万历皇帝出生后，有一位当时颇受宠信的宫中女官祝贺他喜得皇孙，没想到，他竟勃然暴怒，立即将这位女官赶出宫去。就这样，万历皇帝长到快四岁了，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明代皇家规定，皇室子孙的名字必须由皇帝赐给。

由于这个缘故，人们长时间无法知道，裕王究竟会不会成为未来的天子。史书称“中外危疑”。

此时，嘉靖皇帝的另外一个儿子景王，更受皇帝喜爱，并且没有按照皇家制度到他自己的封地去，长期留在首都，具有明显的争夺继承权的意思。在此期间，高拱一直尽心尽力地辅导裕王读书，裕王相当尊重他，曾经手书“怀贤忠贞”四字赐给他。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罢相。此后，在新首辅徐阶的举荐下，高拱很快由正四品的国子监祭酒迅速晋升为正二品的礼部尚书，被徐阶推荐参加内阁的值班，为皇帝撰写受到高度重视的青词。并在嘉靖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正式成为内阁成员。

此后，出现了一个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局面：高拱与徐阶之间发生冲突，渐趋激烈，终至决裂为势不两立。

《明史》中记载：“始阶甚亲拱，引入直。拱骤贵，负气颇忤阶。”从当时情势和史料记载中判断，高拱自视极高，而且，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又病死，裕王承继大位已成定局，他很可能认为徐阶是在拍自己的马屁，为将来预留地步，于是并不领徐阶的情。这样，他才会在“骤贵”——突然发迹之后，经常赌气般地和徐阶对着干。

而徐阶大约也确实有预留余地的意思在，因此，对高拱很器重并亲近。但他似乎没有洞察到高拱的心思，因此在处理事务时，显然没有过多考虑高拱的情绪。当时，高拱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内阁值班室附近，时不时地在值班时，偷偷溜回家，并且有时还把宫里的器具带出去使用。为此，遭到一位言官的弹劾。这位言官可能有拍徐阶马屁的意思，偏偏又是徐阶的同乡，高拱便认为是徐阶指使的，于是，“大憾之”——痛恨徐阶。公元1566年，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嘉靖皇帝病死，裕王即位。没几天，转过年去，就进入了新皇帝的年号——隆庆元年。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导致了高拱对徐阶的彻底痛恨，并为此后与张居正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嘉靖皇帝死时，按照惯例，由首辅负责起草老皇帝的遗诏。一般说来，这种遗诏是对过去的盖棺论定，并由此生发出对未来的展望，极为重要，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官样文章。那些有作为的首辅，常常以此为契机，给国家带来全新的气象。

此次，徐阶就把握了这个机会，在遗诏中，将嘉靖朝四十五年间最不得人心的重要弊端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结果，史称：“诏下，朝野号恸感激。”遗诏公布后，朝野上下的人们痛哭失声、感激不已，并将这份遗诏和当年杨廷和撰写的那份诏书，视为嘉靖朝一始一终的两大盛事。从而，成为历史上相当有名的一份遗诏。

没想到，这件盛事却把高拱和另外一位内阁大学士惹恼了。原因是，此时的徐阶“倾心委居正”——全心全意地依靠张居正，他是和张居正商量着起草的这份重要文件，高拱和另外一位大学士连边都没有能够沾上。是故，二人大为光火，以至于那另一位大学士提出：“徐阶诽谤先帝，应该斩首。”这显然是一种意气用事的情绪发泄，透出一股阴暗的小家子气。

而高拱，则以新皇帝潜邸旧臣的姿态，开始了与徐阶的对抗。最激烈时，发展到二人在内阁中，以激愤之词相互辩驳争吵的程度。徐阶的两个儿子及其家人，在家乡横行乡里的事情，就是在此时，被高拱的追随者揭发出来的。

随后，高拱遭遇了来自南、北两京监察官员们排山倒海般的弹劾与抨击，史称：“言路论拱者无虚日。”这可能是高拱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最后，隆庆元年五月，大学士高拱以养病为由，辞职了。《明史》作者认为，高拱此次辞职是因为他倚仗皇帝旧臣身份，患得患失，在个人恩怨上反应过度所导致的。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此时的徐阶，被弄得同样灰头土脸。他大约是感慨万千，很难感受到多少胜利后的快感。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出没，哪里想到竟然在自以为风平浪静的港湾里，险些翻了船。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名相声望，经此一番折腾，恐怕是要大打折扣。而且，很有可能他已经觉出，自己在这位隆庆皇帝手下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了。就此，萌生退意，不久便荣归故里。

徐阶之所以如此决意求去，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是隆庆皇帝不可救药的好色，其二是他栽培起来的接班人张居正，让他可以放心地离去。

大明帝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出现具有特异性格的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隆庆皇帝可以算是一位。

这位当年显得特别循规蹈矩的裕王，也不知道他到底受了什么压抑或刺激，做了皇帝之后，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色中饿鬼。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