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且对别人不经意的每一个细微末节体现出他的春秋笔法、史学精神。钱穆的许多论断都有重大启发性，能使读者举一反三。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徵之此前此后，如商灭夏、周灭商、北魏南侵、辽金侵宋、清灭明等，征服者在文化上被征服、被同化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在此过程中，华夏疆域不断扩大，文化亦不断融和统一。总之，《国史大纲》颇多创见独识，不胜枚举。是书出版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子，激发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热忱。

１９３９年夏，钱穆经香港、上海回苏州侍母，夫人张一贯亦率子女自北平回家。钱先生变换姓名，择居耦园幽僻地，除时或至上海晤吕思勉外，杜门不出。此时习英文，读美人所著世界史，并撰《史记地名考》。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将《史记》全书地名，一一考订无遗。钱穆离昆明之前，顾颉刚已与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在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邀钱氏同往开办。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际，钱穆离家入川，经重庆，１０月至成都履任。此期间，迁置嘉定的武汉大学历史系诸生感师资不足，校长王星拱特函请钱先生，获允讲学一月。１９４１年３月莅校，开中国政治制度史与秦汉史两课。在嘉期间，曾应马一浮邀，莅岷江对岸乌尤寺复性书院讲中国史上的政治问题。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地僻幽静，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共十余人，各自钻研。钱穆主政期间，每周六举行讲论会，每月一出旅行，师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讨论，对诸生启发很大。当时钱穆应上峰及教育部邀，潜心撰写《清儒学案》。是书于关学最为详备，如对李二曲，据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谱，展示二曲一生精神。又有江西宁都七子，挑选其相互讨论《中庸》未发已发问题，条贯叙述。全书约四、五十万字。可惜原稿于教育部复员途中，落入长江之中，仅存序目。书序发表在《图书季刊》上。当时撰著的另一著作为《中国文化史导论》，陆续发表在张其昀、谢幼伟等创办的《思想与时代》上。《导论》系就《国史大纲》所标之文化意识及其所致意之各环节，作进一步较系统的发挥。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详论中国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揭示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