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即引此谶为说。光武帝刘秀生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可见《赤伏符》的谶文在光武帝生前早已流传，所以刘歆才有改名应谶之事。所谓“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为二十八。光武帝刘秀于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起兵，汉高帝刘邦于前206年灭秦称汉王，由高帝灭秦至光武起兵正好228年，合于四七之数。《赤伏符》之谶可能出于汉成帝未年，成哀之际，此谶流传已广，所以才有刘歆改名应谶。光武帝取名秀是否也有应谶之意或属偶合，已难详考。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兴起是利用了谶纬的。在王莽时；卜者王况为李焉作谶有“荆楚当兴，李氏为辅”（《汉书·王莽传下》）的话。刘秀的同乡李守“好星历谶记”，王莽时为宗卿师，他也造“汉当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见袁宏《后汉纪》卷一）。李守的儿子李通就利用这条谶语去鼓动刘秀起兵，后来刘秀以应《赤伏符》的谶语即皇帝位。光武帝因图谶兴起，即位以后，所以他崇信谶纬，并且利用谶纬来决定一些纷争和犹豫不决的事。光武帝于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把图谶作为定本正式公开。这包含着两层意义。（1）在这以前，图谶可以各自造作；如上所述卜者王况可以为李焉作谶。又如公孙述据蜀与刘秀对立，就曾自造谶语，杂引谶记来同刘秀斗争。《后汉书·公孙述传》云；“述亦好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应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大守乙绝卯金也。……光武患之，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途高，君岂高之身那？’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这是一场刘秀与公孙述互相利用谶纬的神学斗争。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在新莽之后谶纬已经广为流行，传播开来，并且种类很多，所以公孙述可以引“《春秋》为赤制”。据《后汉书》李贤注这是《尚书·考灵昭》之文。又引《录运法》《括地象》《援神契》等谶纬书，说明当时已是“纬候稠叠”。（《文心雕龙，正纬》）而各人对于谶纬的含义可以任意解释。所以公孙述引《考灵曜》之文就说《春秋》十二公，可见孔子为汉制法，只能传十二代。从高帝刘邦到平帝刘*

为十一代，加王莽所立孺子刘婴，正好十二代，以为汉运当终，这是公孙述的解释，他并在手掌上刻“公孙帝”三字以应谶。但刘秀则说“公孙”是指汉宣帝“公孙病已”而言，又驳斥他以掌文为瑞之说。“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把过去的“秘经”棗绝密的宗教神学文献公开出来，所以张衡说：“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说：“《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即指《河图》《洛书》这两类谶书凡四十五篇，合于五九之数。再加《七经纬》三十六篇，所谓“六艺四九”，两者加起来共八十一篇，这即是张衡说的“篇录已定”。以后凡再发现造作谶纬的，就成了“大逆不道”，要严加惩办。如汉明帝时，楚王英交通方士，造作图谶，被告发说有逆谋，判为“大逆不道”。结果楚王英自杀，牵连达一千多人（见《后汉书·光武十王传》），阜陵质王延和他的亲戚谢弇、韩光造作图谶，为人揭发，谢弇、韩光自杀，这一案件也株连很多人（同上）。（2）过去可以增益图书，私改谶记。如光武帝刘秀曾经命尹敏校订图谶。尹敏就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后汉书·儒林·尹敏传》）刘秀迷信谶纬不听他的意见。后来尹敏就在谶书里增加了“君无口，为汉辅”（同上）一条谶语。结果被光武帝发现，尹敏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同上）说明过去增损图书是很多的。“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把谶纬写成定本，使谶纬定型化，此后凡有增损改易谶纬的也得治罪。这样就使谶纬书籍定型化，并且用政治和法律的权力来维持谶纬神学的尊严。

由于光武帝刘秀喜好图谶，加以提倡，后汉时研习谶纬形成一股风气。《后汉书·张衡传》说：“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东汉王朝，谶纬尊为“秘经”，号为“内学”，具有神学正宗的权威性。因之，汉明帝时，“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隋书·经籍志》）樊*

“以谶记正《五经》异说。”（《后汉书·樊*

传》自此以后，谶纬如日中天，盛极一时。凡是善于附会图谶的就能加官进爵，反对图谶的就会贬黜得罪。范蔚宗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兔，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显贵，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后汉书·郑范陈贾传论》）在白虎观会议上引谶纬以释经，谶纬成为汉王朝的神学正宗。

图谶在魏晋以后，往往被历代野心家利用作为篡夺政权、改朝换代的工具。魏取代汉就造出“代汉者当途高”（《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