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忿激的情绪。

虽然宗泽把屡遭战火毁坏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修复得铁桶一般，可高宗不仅不敢回去，连南京（今河南商丘）也不敢呆，直退到长江边上的扬州，才稍感踏实。是高宗畏敌如虎吗？未必。起码史籍中的赵构不是胆小鬼。

靖康元年，兵临城下，金人要一亲王至军中谈判，赵构请行，与张邦昌亲赴敌营，被留十余日，意气自若。会宋军偷袭金营失利，敌帅恼怒责叱，张邦昌吓得哭爹叫娘，鼻涕一把泪一把，人家赵构却神色超然，毫不为动，直把个敌酋佩服得不行。可见这个赵构不仅极有胆识，也极有城府。他所以远离二京，不是不相信宗泽的能力，而是不相信大宋的军力。

即如在东京陷落前，黄河南岸尚有大宋步军十二万，骑兵一万，金人本不敢轻易渡河。但他们知道宋军的实力是不能以人数多寡来计算的，所以就虚张声势的隔岸打了一夜鼓，天亮就不见了一个宋军。与此同时，宗泽却在黄河北岸的磁州（今河北磁县）与金人十三战十三胜，只是这局部的胜利，却没有办法挡住北宋的灭亡。

再如宗泽守东京时，曾前后十二次上书请高宗回京，其中一次言曰：“丁进数十万众愿守护京城，李成愿扈从还阙，即渡河剿敌，杨进等兵百万，亦愿渡河，同致死力。臣闻‘多助之至，天下顺之’。陛下及此时还京，则众心翕（xī）然，何敌国之足忧乎？”然就是这个丁进，身为都城巡检使，却于高宗元年底，拥兵叛乱围寿春（今安徽寿县），此时虽附宗泽，但在宗泽死后，最终还是因叛乱为韩世忠诛杀；而身为河北、京东捉杀使的李成，则于高宗二年八月，也就是宗泽死后仅一个月，便拥兵叛乱围宿州（今安徽宿县），此后拥兵数十万，一直为南宋心腹大患；扬进不是乱军，而是趁机而起的乱民，虽时归宗泽，但也在宗泽死后三个月的十月份叛乱，倘若其手中真有百万兵，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声势了——所谓宗泽“修复得铁桶一般”的东京，真的就是一座“铁桶”吗？

此时此刻，你说是李纲的反对迁都正确呢？还是高宗的建都江南正确呢？高宗选择放弃中原四京（北京大名、西京洛阳），远避扬州的决定，难道真的就是畏敌如虎吗？

再看高宗初期南宋国内的局势——青州（今山东临淄）军校王定，拥兵叛乱，杀主帅曾孝序；建州（今福建建瓯）军校张员，拥军叛乱，杀守臣张动；杭州军贼陈通，拥军叛乱，执帅臣叶梦得，杀漕臣吴昉；真定（今河北正定）军贼张遇，拥军叛乱，入池州（今安徽贵池），陷镇江；军贼赵万入常州，执守臣何衮（gǔn），再陷镇江；秀州（今浙江嘉兴）军卒徐明，拥军叛乱，执守臣朱芾（fú）；博州（今山东聊城）军卒宫仪拥军叛乱，攻莱州（今山东掖县）；建州军卒叶浓拥军叛乱，攻福州；军贼杜用拥军叛乱，占陈州（今河南淮阳）；溃兵宋进拥兵叛乱，犯泰州（江苏）；关中乱贼史斌犯兴州（今陕西略阳），僭号称帝；淮南乱贼刘忠犯蕲州（今湖北蕲春），入舒州（今安徽潜山），杀通判孙知微；京东乱贼李昱陷兖州；京西乱贼贵仲正陷岳州（今湖南岳阳）；淮南乱贼靳赛犯通州（江苏）……这只是仅摘几例。韩世忠治军严不严？可他的小校李在，也居然敢占据高邮（江苏）闹割据，而就在高宗大本营向扬州转移途中，韩世忠属下的统制孙琦，只因左正言（谏官名称）卢臣中斥责御营护军擅行无军纪，居然就在高宗眼皮子底下将其追打得堕水而死，随后率本部兵叛乱而去，时任御史的张浚立即奏夺韩世忠观察使，以示惩诫，“上下始知有国法”。而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自东平引兵至寿春，其部兵竟擅杀守臣邓绍密。时江西曹成、湖南扬么等反贼，均拥贼众不下二十万，至于万人上下的反叛武装，草头司令，不可胜数，比比皆是。

更要命的，则是高宗三年三月，高宗亲手提拨的扈从统制苗傅，御营右军副统制刘正彦，因对人事不满，在金兵陷鹿州，水贼邵青陷泗州（江苏淮安西部，毁于清康熙年，后没于湖泽湖中）的严峻形势下，竟发动兵变，杀大臣及内侍百余人，逼高宗退位，拥立其兄钦宗尚在吃奶的幼子，请隆佑太后（高宗嫂，钦宗妻）垂帘听政，导致韩世忠、刘光世、吕颐浩、张俊等主要将领从前线撤下宋军本就不多的主力，回兵勤王，致使人心离乱，金兵趁机大举进攻，东京留守杜充畏战，亦假借勤王名义放弃东京，退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山东主官知济南府刘豫降金，河南、山东尽失。

虽仅月余隆佑就还政高宗，但苗、刘拥兵拒战，加据了内乱，牵制了大量抗金兵力，更使金兀术十万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一举占领建康，随即兵临南宋大本营明州（今宁波）城下，迫使高宗避敌海上。而担负保卫大本营重任的张俊，竟为保存实力，擅自引兵避战，得使金兵趁高宗不备，借大雷雨的当夜入海偷袭帝船，若不是水军拼死力战，掩护高宗远避温州的话，也许我们的历史就要改写。而此时在隆佑太后避难的虔州（今江西赣州），卫兵与民兵互相攻击，纵火肆掠三日，民兵数万围城，叛将胡友亦来凑热闹，各方混战，无分敌我，直杀得浑天黑地。与此同时，金兵陷潭州（今湖南长沙），屠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