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祀的先贤共有七十九人，供奉于大成殿两侧东西庑的北端，除孔门弟子外，还有与孔子同时代的子产、遽伯玉，以及上面提到的五位宋代理学大师。

先儒是指在历史上对儒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最早推出这一举措的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太宗下诏，每年太学祭祀时，将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等二十二位为《春秋》、《诗》、《书》、《礼》、《易》等作过出色的注释的学者，作为传播儒学的功臣配享，以表彰其传注之功。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又将荀况、扬雄、韩愈等三位在儒学史上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列入从祀的名单。此后，从祀先儒的名单不断增加，最后达七十七人，供奉于两庑的南端。与四配、十二哲不同的是，从祀的先贤、先儒，都只有牌位，没有塑像。

六、祭祀孔子的文化意义

在历史上，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华文明所及之处，无论南北，还是台湾、海南，都有孔庙的存在。在古代汉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地，也无不如此。撇开袁世凯为复辟而祭孔不谈，因为那是另一回事；应该说，释奠礼所要表达的，是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敬意，具有鲜明的提倡文教的意义。在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在少数，但都奉孔子为正之宗，惟其如此，历史上不论政权如何更迭，中华文化始终绵延不绝。这里可以举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据《辽史·宗室传》，神册元年（916），辽太祖立长子为皇太子。太祖问周围的侍臣：‘作为受命之君，应当事天敬神，我想祭祀有大功德者，应该首先祭谁？‘侍臣都说应该祭佛。太祖不同意这种建议，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这时皇太子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应该首先祭祀。‘太祖大悦，决定立即建孔子庙，命皇太子春秋行释奠礼。我们常说，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我想构成这一凝聚力的因素很多，但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受到广泛的认同，应该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释奠礼是在国学或者州县学等学术机构举行的，因此，释奠礼往往与学术活相动伴随。从文献记载来看，至迟从魏晋时期开始，皇帝、皇太子每通一经，都要行释奠礼。如《晋书·礼志》记载，魏正始二年（241）二月，齐王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晋武帝泰始七年（271），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277），讲《诗》通，太康三年（282）讲《礼记》通。晋惠帝元康三年（293），皇太子讲《论语》通。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20），皇太子讲《论语》通。凡此，太子都‘亲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东晋咸康元年（335），成帝讲《诗》通。升平元年（357），穆帝讲《孝经》通。宁康三年（375）七月，孝武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类似的记载，史不绝书。

学者为帝王讲论儒家经籍，也每每安排在孔庙。例如《隋书·礼仪志》记载，后齐为皇帝讲经，先在孔庙选定经书，并确定讲经的人选。讲经之日天明之时，皇帝戴通天冠，穿玄纱袍，乘象辂来到国子学，在庙堂上听讲。讲毕，行释奠礼。又如，《旧唐书·礼仪志》记载，贞观十四年二月丁丑，太宗亲临国子学，观看释奠礼，然后由祭酒孔颖达为之讲《孝经》。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各地州县学的情况，大抵也是如此。

孔庙中的受祭者，包括了历代学术精英，奉祭者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学术史；此外还包括像诸葛亮、韩琦、李纲、文天祥、陆秀夫、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有名节、卓行者，站在这群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名人面前，不能不在多方面受到激励和教育。这是它的正面意义之所在。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少数民族帝王的例子。据《金史·熙宗纪》，皇统元年（1141）二月戊午，金熙宗到孔庙行再拜之礼。礼毕，他无限感慨地对侍臣说：‘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由于在孔庙受到的激励，熙宗幡然改过，从此刻苦学习《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等书，‘或以夜继焉‘。

七、释奠礼在今日韩国

在历史上，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化最为彻底的地区。时至今日，儒家思想在韩国的影响，依然随处可见，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成均馆的释奠礼。

‘成均‘一词，出自《周礼·春官·大宗伯》，后人多用它泛指国立学校。成均馆是朝鲜的国学，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中国的官立学校包括国学（太学）和州学、县学。从格局上来说，它们一般包括庙和学两部分，庙是祭祀孔子之处，学是读书之处。今日韩国的南北各道，尚有300多所古代儒林留存的‘乡校‘，每校也都有庙和学两部分。成均馆的格局与北京国子监略有不同，国子监是左庙右学太学；成均馆则是前庙后学，前庙称‘大成殿‘，后学称‘明伦堂‘，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