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武人就该干武人的事，应该戍守边疆拱卫社稷，不能干涉国政。董卓就是个现成的例子，他也想社稷稳定，大汉富强，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祸国殃民之路。我要吸取教训，不能害人害己害社稷。我曾经答应先帝，愿意一辈子为大汉戍守边疆。我今天还是这句话，我尊奉天子，尊奉朝廷，忠诚于大汉国，戍守于北疆边塞，若有违此誓，天诛地灭。

李弘的态度非常诚恳、坚决，不管李弘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一刻，李弘赢得了大臣们的感激和尊敬。

由于李弘让出权柄和河内袁绍的大败，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廷需要立即修正拯救社稷之策。

第二天，长公主府、太傅府和骠骑大将军府的主要大吏合议。

长公主府和太傅府拿出的策略基本上没改动，修改处不过就是暂时安抚韩馥和袁绍等诸多州郡大吏，以便给攻打洛阳争取足够的时间。

骠骑大将军府提出的策略却和过去有很大区别，改动较多。

骠骑大将军提出，为了尽快稳定社稷，打下洛阳后，朝廷应该一面继续攻打长安做出勤王姿态，表明朝廷勤王的决心。一面大力安抚各地州郡，拜封州郡大吏入京为官，共同商议改制之策。李弘认为改制之策必须要得到各地州郡的同意和参与，否则很难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顺利实施。

这样一来。我们就剩下平定黄巾叛乱和讨董两件战事。北疆大军负责勤王讨董，各地州郡的郡国兵负责平定黄巾叛乱，如此两到三年内即可彻底稳定社稷。

李弘这个总体策略看上去非常好，利国利民，但仔细一想，却不难发现李弘这个策略不但有保存实力的嫌疑，更有割据称霸，牺牲朝廷的嫌疑。

李弘故意避开了朝廷和韩馥、袁绍等讨董联盟之间的根本分歧。他以求同存异为由，把继续拥戴当今天子还是重建皇统这个最敏感的问题抛到一边不提了。双方既然同殿为臣，李弘自然不用出兵攻打韩馥、袁绍、袁术等所谓的“大汉叛逆”了。

另外，由于朝廷在改制成功之前不想勤王，讨董只是虚张声势，所以此时最重要最紧迫的战事应该是平定黄巾军的叛乱。但李弘死死抓住勤王不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立即西上讨董勤王，李弘的真正目的很明显，北疆大军既然以勤王为主，当然就不用到各地去平叛了。

不过，李弘还是主动承担了一个地方的平叛重任，那就是冀州。让大臣们感到不安的是，李弘提出的平叛策略不是武力征伐，而是武力招抚，他要招抚黄巾军，要安置流民屯田。李弘据此为由，再一次向朝廷提出了十年之约，他要主动承担北疆，幽州和冀州的屯田重任。这十年内，他不要朝廷一个钱，仅仅依靠三州的财赋，他就可以把三州的屯田顺利完成，可以把各地的流民全部安置，还可以年年向朝廷上缴可观的赋税。李弘的言下之意，是向朝廷要三州的军政大权。

李弘为什么敢向朝廷要三州的军政大权？大臣们突然意识到李弘抓住了朝廷的命脉，那就是改制。

改制最需要的是社稷的稳定，州郡的支持，现在李弘有强悍的军队保障社稷的稳定，有三州军政大权保证朝廷改制的实施，有了李弘的绝对支持，不亚于告诉天下，这改制至少已经成功了一半。但如果李弘不支持，或者占据冀州的韩馥和袁绍迟迟不愿进京，再或者冀州大乱数年不止，这改制不要说实施，就连改制之策能否最终议定都成问题。

李弘摸准了朝廷的命脉，不怕朝廷不答应他的要求，而大臣们却感到了深深的不安。李弘远离京都，势力庞大，将来如果他图谋不轨，或者受天子征召，突然调转矛头，说自己这帮力主改制的大臣都是大汉奸侫，那改制可就彻底失败了。

如今看来，改制成功了，李弘一定是社稷振兴的功臣，但如果改制失败了，他也一定是挽救社稷的功臣。李弘轻轻地退了一步，然后牢牢地控制了朝廷。

张温、卢植等大臣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李弘。

谁能想到，李弘拒绝执掌权柄的背后，竟然是李弘权势的继续膨胀，北疆的迅速雄起和大汉社稷的巨大忧患。

这位当年单枪匹马从鲜卑一路杀回来的悍将，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尤其是这一年多来在各方势力之间的摸爬滚打，已经逐渐成熟，不再是当年那个只会打仗的白痴了。现在的李弘真的是一头豹子，一头狡诈凶狠的豹子。

李弘是一头豹子，不是一头猛虎。豹子的可怕在于他无限度的忍耐，忍耐到最后可能就是割据的事实。现在北疆困难，李弘次次让步，但不久之后，随着李弘的每一次胜利，朝廷就要次次让步，李弘的权势会越来越大。一旦割据成为事实，其他州郡势必会群起而仿效。将来天子和朝廷势弱，朝廷无论怎样改制，社稷都将陷入深重的危机。

朝廷要振兴社稷，不得不倚仗李弘的武力，但正因为朝廷需要倚仗李弘的武力，李弘随即掌控了主动权。他要什么，朝廷就得给什么。反观董卓，他掌控了权柄，凌驾于天子和朝廷之上，结果他陷入了极度的被动。他虽然得到了所有的东西，但旋即也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这就是豹子和老虎的区别。董卓就象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