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因他也是“本修黄老之言”，深知秉公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还是肯定了张释之对这两个案子的判决，并未因一时之怒而废法，也未因一己之利而乱法。

西汉末期的儒学改良运动：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学开始一统天下，但在当时的“设科射策”的影响下，儒学本身也在逐步走向僵化，形成了一种“徒为章句”的烦琐学风。由僵化而进一步神化的儒学到西汉中后期已越来越丧失了其向被统治阶级进行道德教化，以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的价值与功能，甚至还走向了它的反面。所以，到西汉末期，随着农民战争的浪潮愈激而愈高，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物被现实所冲击而渐趋于清醒，试图寻求解决社会、政治危机方案的同时，也开始了向诸子各家学习以改善儒学的运动。刘向、刘歆、扬雄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刘氏父子除了力推古文经学外，还致力复兴先秦诸子学，他们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

扬雄也是力推古文经学，同时他认为要使汉代儒学从烦琐不堪、荒诞不经的神学经学中摆脱出来，必须对于先秦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尤其是道家学说的长处加以吸收，以补充孔孟儒学。另外，扬雄还试图创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他在批判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基础上，竭力主张复兴儒家正统学说，复兴仲尼之道，俨然以孔学的捍卫者自居，但这并不是说扬雄要照搬先秦孔孟的学说而不允许有任何变通。实际上在扬雄看来，圣人之道是有因有革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此，扬雄认为在继承、发扬先秦儒家正统的同时，还必须有所创新。

两汉之际的道学：严遵的《老子指归》受当时盛行的今文经学的学风影响较深，主要是以“义理”方面阐发《老子》的思想，并夹杂有不少在当时泛滥成灾的“符瑞，灾异”之言。《老子河上公章句》则主要采用了古文经学的解经方法，着重训说《老子》之本意，文字也较古朴简约，而且基本上不讲符瑞与灾异。但《指归》与《章句》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无论是《指归》还是《章句》皆以探求避祸自保，存神养和，保终性命之道为己任，这既与先秦的《老子》有所不同，更与汉初黄老之学迥异，实为两汉之际隐士们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心态的一种反映。

名教本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