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刀拆信封。

“他的脸肥得发肿，两颊发亮，嘴好像噘着。我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离他的桌子有些距离。他没有抬头看我，也没有说话。我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拆他的信封。这位虔诚的印度南方人似乎一辈子也没有锻炼过一个小时。他身上散发出高种姓和庙宇的气息，我敢肯定他在那身西服下面肯定佩戴着各种护身符。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但还是没有抬头：‘什么事？’

“我回答：‘我写信过来，说我想从事外交工作。我这里有阿贾瓦尔的回信，所以我来见他。’

“他继续拆他的信，一边纠正我：‘是阿贾瓦尔先生。’

“我很高兴他找到了我们可以抬杠的事情。

“‘阿贾瓦尔好像不大清楚情况，他把我打发给维尔马。’

“他差点要看我一眼，但最终还是没看，又纠正道：‘维尔马先生。’

“‘维尔马好像也不是很清楚。他和一个叫迪韦地的人聊了好长时间。’

“‘迪韦地先生。’

“算了。我想我玩不过他。我有气无力地说：‘然后他派我来见您。’

“‘但是你在信里说你是从非洲来的。你这样怎么搞外交啊？我们怎能聘请朝三暮四的人？’

“我心想：‘你这奴才，竟敢用历史和忠心来教训我！就因为你们这些人，我们吃足了苦头。你又效忠过谁，还不是你自己，你的家庭和种姓？’

“他又说：‘你们这些人在非洲没少过好日子。现在情况不太如意，就想开溜了。但你们必须和当地人同呼吸共命运。’

“这就是他说的话。我不说你也知道，他是在炫耀自己的美德和好运。他觉得自己种姓纯洁，婚姻遵循长辈安排，吃的东西不犯戒条，还有贱民的服侍。而其他所有人都是污秽的，都陷在污秽中，所以必须付出代价。这就像外间挂着的甘地和尼赫鲁的照片传达的信息。

“他还说：‘如果你想成为印度公民，必须参加规定的各种考试。我们在这里的大学安排了这些考试。维尔马先生应该跟你说过。’

“他按了一下桌子上的一个蜂鸣器，驼背秘书带来一位高高瘦瘦的年轻人，年轻人的眼睛里露出急切的亮光，一副十足的阿谀相。他带来一本带拉链的画册。天气挺暖和，但他脖子上还围着一条长长的绿色羊毛围巾。他没有理会我，而是打开他的画册，开始往外拿画。他把画一张张放在胸前，每次都张着嘴冲那黑皮肤印度人笑一下，然后低下头看自己的画，加上那副阿谀的样子，他看起来像是在做忏悔，把自己的罪一宗又一宗掏出来忏悔。黑皮肤的人没有看那画家，只看那画。画上都是庙宇、微笑的采茶女等等——好像是用作展示新印度的展览照片。

“我被打发了出去。驼背秘书紧张地拨弄着那台又大又旧的打字机，但他没在打字，瘦得皮包骨的手看起来像螃蟹，张开在打字机的按键上。见我出去，他用那种诚惶诚恐的目光最后看了我一眼，但这一次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一个问题：‘你现在理解我了吧？’

“我沿着楼梯往下走，周围都是殖民时期的印度图案。我看到了维尔马先生，他再次离开办公桌，手里拿了更多文件。不过他已经不记得我了。当然，楼下办公室里那位懒洋洋的商贩种姓的人还记得我。他面带嘲讽地冲我笑了笑。我从旋转门出去，走进伦敦的风中。

“我短短的外交学习就这么结束了，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儿。我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去享用咖啡和蛋糕显然为时已晚，路过的一家快餐店门口挂出了早餐供应结束的标志牌。我埋头走路。我心里生出一股无名火。我走过埃尔德维奇街的拐弯处，一直走到路的尽头，然后穿过海滨大道，一直走到河边。

“就这么走着，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我该回家了。’我在脑海中看到的不是我们的小镇，也不是我们那里的非洲海岸。我看到了乡间小道，看到了两边种植的遮阴的大树。我看到了田野、牲畜，还有树木掩映下的村庄。我不知道这种印象是从哪本书或者哪幅画里得来的，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这种地方安全。不过我当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我一遍一遍地玩味。那些清晨，那些露水，那些鲜花，那些正午的树荫，那些夜晚的篝火。我觉得我熟悉这种生活，觉得它正在什么地方等着我。当然，这都是幻想。

“后来我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真正所在的环境。在河边的堤岸上，我眼神迷茫地走着。堤墙上有绿色的金属路灯杆。我审视着上面刻的海豚，一个海豚接着一个海豚，一个灯杆接着一个灯杆地看。我走出很远，后来我的注意力突然离开了海豚，转向人行道上长凳的金属支架。我惊奇地发现，这些支架被铸成骆驼的形状。骆驼背上还驮着袋子！多么奇怪的城市——那幢大楼里弥漫着印度式浪漫，这里则是沙漠式浪漫！我顿了一下，在心里退后一步，突然发现沿途经过的风景竟是如此美丽！美丽的河流和天空，色彩柔美的云朵，跃动的波光，形状各异的美丽建筑！这一切被精心地搭配在一起。

“在非洲，在海岸，我只注意到大自然的一种颜色——大海的颜色。其余的一切都是丛林。要么是绿色的，生机勃勃，要么是枯黄色，死气沉沉。在英国，我走了这么多路，眼睛看到的只有商店。我什么也没有观察到。英国的城镇，甚至伦敦，在我眼中都只是一条条街道和街道的名字。而街道上也只是一家接一家的商店。现在我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