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看着这一切，你甚至可以幻想小镇根本不存在。面对这样的情景，你会觉得河这侧的驳船仿佛是个奇迹，而一等舱甲板上的小屋简直奢华之至。

甲板两头还有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东西——豪华舱。舱门上方挂了块铁牌子，陈旧不堪，油漆斑驳，上面赫然写着这三个字。这两个舱里会有什么呢？费迪南问：“我们要不要去看看？”我们进了船尾的那间。里面又黑又热，窗户全都封住，挂上了厚厚的帘子。里面有一间蒸汽浴室；两把破旧不堪的扶手椅，其中一把还掉了一个扶手，不过仍然算是扶手椅；一张桌子和两把摇摇欲坠的椅子；还有壁灯，只是灯泡不翼而飞；还有一道破烂的帘子，把床和舱内其他地方隔开；最后还有空调。外面的人群中，谁会有这种荒谬的需求？谁会需要这样的隐私空间？这种拥挤的空间里堆砌出来的舒适？

从甲板前端传来吵闹声。一个男人在大声抱怨，用的是英语。

费迪南说：“我想我听出你朋友的声音了。”

原来是因达尔。他带了太多行李，大汗淋漓，怒气冲天。他的前臂平伸——好像叉车的叉子——双手托着一个大纸箱子，浅而宽，上面敞开着，显然没法抓握。那纸箱子很沉，里面装满了食品和很大的瓶子，大概有十一二个。从码头大门进来要走很长一段路才到船边，然后还要爬汽船的舷梯，到了终点，因达尔似乎把吃奶的力气都耗完了，差点掉眼泪。

他身体后倾，踉踉跄跄地进入豪华舱。我看到他把纸盒子重重地放——几乎是扔——到床上，然后开始跳舞似的伸展身体，表达他的疼痛：他跺着脚，狠狠地甩动前臂，好像要把肌肉里的各种疼痛全抖出来。

他显然表演得过头了一些，不过有人在看。不是我，他已看到我，但还没有心情跟我打招呼。耶苇特跟在他后面。耶苇特提着因达尔的箱子。他冲着她喊叫，因为他在说英语，周围没什么人听得懂，所以敢放胆这么叫唤。“皮包，那讨厌鬼有没有把皮包拿来？”耶苇特自己也筋疲力尽，出了一身汗，但她还是用安慰的口气回答说：“拿来了，拿来了。”后面一个穿着花衬衫的人提着皮包走上来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也是乘客。

我有很多次看到因达尔和耶苇特在一起，不过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像一对夫妇一样出双入对。我脑子发蒙，以为他们俩要一起走。这时耶苇特站直了身子，脸上堆出笑容，问道：“你也是在送人吗？”我这才明白我刚才的担心很愚蠢。

因达尔在捏自己的手臂。不管他打算此刻和耶苇特怎么分别，都被沉重的纸盒子带来的疼痛给搅黄了。

他说：“他们没有行李袋。他妈的连行李袋也没有。”

我说：“我还以为你乘飞机走了。”

“昨天我们在机场等了好几个钟头。他们总是说快来了快来了。然后，到了半夜，他们给我们送上啤酒，告诉我们说飞机被征用了。真是岂有此理。不是延误。征用！大人物要用飞机。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把飞机送回来。然后，我买了这张汽船票——你有没有买过汽船票？什么时候卖票，什么时候不卖，规定多得很。卖票的人好像总是不在。那该死的门一直锁着。每走五码路就有人拦住你看证件。费迪南，你给我解释解释这算是怎么回事。算个票价，把豪华舱的各种额外费用加在一起，那家伙在计算器上算了二十次！同一个数字，他竟算了二十次。为什么？他是不是认为计算器会改变主意？好了，这就耗掉了半个小时。然后，谢天谢地，耶苇特提醒我要带吃的。还有水。所以我们又要去采购。供五天喝的六瓶维希水。他们只有维希水——我跑非洲来喝维希水来了。一瓶一块五，美元！还有六瓶红酒，就是这里那种酸酸的葡萄牙红酒。要是我知道这些东西都要放到那个盒子里，我宁愿不买。”

他还买了五听沙丁鱼，我想是准备一天吃一听吧。还有两瓶奶粉、一听雀巢咖啡、一块荷兰奶酪、一些饼干，以及不少比利时蜂蜜蛋糕。

他说：“蜂蜜蛋糕是耶苇特的主意。她说这些蛋糕营养很丰富。”

耶苇特说：“天热这些蛋糕不会坏。”

我说：“公立中学有个人拿蜂蜜蛋糕当饭吃。”

费迪南说：“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要熏着吃。只要你不把外面的壳剥掉，能保存很长时间。”

“不过这地方的食品状况实在可怕，”因达尔说，“店里什么都是进口的，贵得要命。在集市上呢，除了蛴螬和人们乱捡的东西，就只有两根这个，两穗那个。而且一直有人来。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应付过来的？你们有的是丛林，有的是雨水，可小镇上却好像在闹饥荒。”

豪华舱里又进来一些人，拥挤不堪。先来了一位矮胖子，赤着脚，自我介绍说是豪华舱的服务员。然后事务长也来了，肩膀上搭了条毛巾，手里拿着折叠起来的桌布。事务长把服务员嘘走，然后把桌布铺好——是那种摸起来很舒服的旧布料，只是不知洗了多少次。铺好桌布，事务长对耶苇特说：

“我发现这位先生自己带着食物和水。不过太太，这没必要。我们还是遵守过去的规矩。我们这里的水都净化过了。我原来在远洋轮船上工作，到过世界各地。我现在老了，到这条非洲汽船上来做事。不过我对白人很了解，我知道他们的习惯。太太，这位先生用不着担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我保证给这位先生单独准备食物，我会亲手送到舱里来。”

事务长是一个瘦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