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会装出一点兴趣，用鼻音回复，“嗯？”

“我们划了整整一天半，才到浦口，”他自说自话地，“死的人，好多啊。”

沉静了好一会儿，看看实在没人理他，他大概也觉得无趣，就拿起警帽，干脆去办公室了。

我听见他出去后，纱门自动弹回来轻轻“砰”一声关上。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我来到南京，想走一趟父亲走过的路。

站在一江门的城门前，仰头一看，看到三个大字，才知道，啊，这叫“挹江门”。

城门高大雄伟，正中央挂着横幅，写着巨大的字，纪念的，倒是另一件事：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后直击南京，是从挹江门打进来的！“挹江门”，代表胜利。

在城门前美丽的法国梧桐树下，我展开手上关于宪兵参与南京保卫战的折页：

……宪兵部队到江边时，已过午夜时分……我军尚有万余人壅塞江边，这时日军已追踪而来，成半圆形包抄开火。我军在溃退中大部分已手无寸铁，枪炮声中纷纷倒下……宪兵部队就地抵抗……历五个小时激战，宪兵部队已伤亡殆尽……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不愿被俘受辱，射出最后几颗子弹后，举枪自尽，杀身殉国，年仅四十六岁。[13]

在退到江边之前，英勇作战到最后一刻的萧山令宪兵副司令，守的就是槐生说的雨花台。翻开另一份史料：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日军进逼南京，我宪兵动员官兵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捍卫南京，由副司令萧山令中将指挥所属部队，与日军血战四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壮烈殉国者一千两百一十人，受伤五十六人，生死不明两千五百八十四人。[14]

史料看多了，现在我已经明白，“受伤”的兵通常不治，“生死不明”通常是“死”，因此六千多宪兵在南京的保卫战中，其实牺牲了五分之三。

从挹江门到长江畔的下关码头，只有两公里路，当年万人杂沓的逃命路线，现在是郁郁苍苍的梧桐树林荫大道。

史料拿在手上，梧桐树从车窗外映入，在我的史料纸张上忽明忽暗，我有点不能自已——在父亲过世了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真的是从那血肉横飞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走出来的，他才十八岁；满脸惊惶、一身血污逃到长江边时，后面城里头，紧接着就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我想起来，初中时，槐生喜欢跟我念诗，他常吟的两句，是刘禹锡写南京的“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如今站在下关长江边上，长江逝水滚滚，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们有缘跟这衡山龙家院的少年成为父子父女，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试着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是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

13、四郎

台北的剧院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槐生去听——那时，他已经八十岁。

不是因为我懂这出戏，而是，这一辈子我只听槐生唱过一首曲子。在留声机和黑胶唱片旋转的时代里，美君听周璇的“月圆花好”、“夜上海”，槐生只听“四郎探母”。在破旧的警官宿舍里，他坐在脱了线的藤椅中，天气闷热，蚊虫四处飞舞，但是那丝竹之声一起，他就开唱了：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他根本五音不全，而且满口湖南腔，跟京剧的发音实在相去太远，但是他嘴里认真唱着，手认真地打着拍子，连过门的锣鼓声，他都可以“空锵空锵”跟着哼。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个一个阵亡，自己也在战役中被敌人俘虏，后来却在异域娶了敌人的公主，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儿女在异乡成长，异乡其实是第二代的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有一天，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十五年不见的母亲。

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见母亲，跪倒在地，崩溃失声，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槐生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哽咽出声。

是想起十五岁那年，一根扁担两个竹篓不告而别的那一刻吗？是想起大雪纷飞，打碎了一碗饭的那一天吗？是想起那双颜色愈来愈模糊的手纳的布鞋底吗？是想到，槐生自己，和一千年前的四郎一样，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敌我的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再也见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一整出戏，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也只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过纸巾。

然后我意识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理着平头、须发皆白的老人也在拭泪，他身旁的中年儿子递过手帕后，用一只手从后面轻拍他的肩膀。

谢幕的掌声中，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有的被人搀扶。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噙着泪。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彷佛交换了一组密码。散场的时候，人们往出口走去，但是走得特别慢，特别慢。

第二部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14、夏天等我回来

15、端午节这一天

16、管管你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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