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而且还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像僵尸一样在医院里躺了足足半年。”

“什么岛？”我问。

“我哪知道？”她瞅我一眼，“太平洋里一个岛，好像本来是澳洲军防守的，被日军夺走，后来又被盟军打下来，好像是新几内亚的某个岛……。”

“新几内亚在哪里？”

她烦了，说，“我也不知道，离澳洲不远吧？有土人，鼻子上穿孔……。”

小黛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轻声说，“俘虏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几十年来一个字也不说。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从报纸上来的。还有就是一些旧文件，有关于他自己的，也有他的战友的。譬如这个，你看看，也许就明白为什么他今天那么奇怪。”

57、不需要亲自动手

前空军少尉军官詹姆士．麦克摩瑞证词

主旨：拉包尔战俘营状况调查

听证地点：哥伦波市，乔志亚州

听证时间：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问：请叙述你被俘经过。

答：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我驾驶B-24 飞机，任务是轰炸新几内亚的维威克城。飞机被日军击中坠落。两位战友当场死亡，加我共九人被俘。被俘后，日军用电线将我们手脚紧紧捆绑，因为绑得太紧，我们的手臂和腿肿成三倍粗。没水，也不给食物。他们要我供出部队讯息，不供就一阵棍棒打。我们后来被送到拉包尔战俘营。

问：请描述战俘的食物和卫生医疗设备。

答：只有米饭和水。一天限额六盎司的饭。有时候，饭上有一条手指般细的鱼干。没有卫生设备。没有医疗。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虐死亡。

问：请描述你们后来被送去的“隧道战俘营”状况。

答：那其实不是一个隧道，是一个挖进山里的洞，我们二十四小时都锁着手铐，洞太小，所以我们都只能一直背贴背站着。头三天三夜没有水，没有吃的。我们被关在里头三个礼拜。

问：请叙述你所看见的疟疾人体实验。下士雅德清和朗尼根是怎么死的？在东京的战犯讯问中，平野医官说，他的实验都有事先得到战俘的同意，是这样吗？

答：就我所知，平野医官用了五个战俘做实验，包括雅德清、朗尼根和我自己。每隔三天就有人来抽我们五人的血，然后医官再把患了疟疾的日本士兵的血注入我们的血管。我们不是自愿的。雅德清和朗尼根的死亡，明显是这实验的后果。

问：菊地上校是战俘营的指挥官。就你所知，他是否有参与，或者对他的属下下过指令，要他们对俘虏施暴？

答：不管有没有指挥官的指令，士兵都会施暴。他本人不需要亲自动手。

詹姆士．麦克摩瑞，宣誓以上所言皆属实

见证人：乔治．汉摩

58、比尔的素描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十五岁，他谎报十八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派到新加坡去与英军并肩作战，保卫新加坡。冒充十八岁的比尔个子很高，但是一脸稚气。

和中国的青年一样，他也想从军报国，没想到的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日军开始攻击新加坡，十万人的英澳印联军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溃不成军，全数成为俘虏。丘吉尔悲愤地说，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也是一次最惨重的灾难。七月八日开始，比尔和一千五百多个在新加坡被缴械的澳军被圈起来，分批赶上了大船，直直往北，送到婆罗洲的俘虏营。

如果一个望远镜可以又大又高，像一轮满月一样高高挂在天上，从它后头往下看，那么镜头自新加坡往东北挪一下，聚焦在台湾岛，就可以看见，一点没错，真的是同一天，当比尔和新加坡几万个英澳俘虏集体被送往婆罗洲的时候，彰化的柯景星、日月潭的蔡新宗，还有其它上千个台湾少年，戴着崭新的军帽刚好踏入嘉义白河的营区，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个称职的俘虏营监视员，他们无比认真地练习打耳光、管理囚犯、射击和操练。

太平洋战争在炽热的沸点上，日军在泥沼中愈陷愈深，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的热带丛林中必须空手打造出两条战斗机跑道。于是从印度尼西亚掳来三千六百个军夫，又从各攻掠下的据点运来两千七百多名盟军战俘，开始了奴工式的劳役监管。

比尔被送到山打根时，已经十六岁了。有美术天分的他，把半截铅笔藏在脚底，在偷来的纸上画素描；一张一张扑克牌大小的纸，记录了他所看到的时代。[112]

战后变成残酷“虐俘”象征的山打根俘虏营，在十六岁的比尔印象中，第一个就是铁丝网。生活在铁丝网的后面，但是每天出这个大门去做工，俘虏终日劳动，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锹、铁铲、扁担、竹篮，以愚公移山的方式建筑机场和防空洞。在炽热的高温下，很多人扑倒在曝晒的石砾堆里，或者丛林的热病袭来，在抽搐中死亡。

【图：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15 岁，他谎报18 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

福尔摩沙青年在白河所学的打耳光，在这些英澳战俘的记忆里是一个最普遍的惩罚公式：

有一天丹尼士和大个子周克放工回寮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对门口站岗的日本兵敬礼，不知是因为敬礼动作不够标准还是那日本兵穷极无聊，他命令两人面对面站住，丹尼士的高度只到周克的胸膛。

日本兵命他们互打耳光。这是日本兵最常做的消遣。周克就轻轻打了丹尼士一耳光，丹尼士也回打一个。

日本兵大声喝他们用力……丹尼士知道，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