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俘虏”的命令呢？

我在澳洲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收藏里找到了这么一个文件，你看不懂，没关系，我翻译给你听。

你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在八月十一日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发出的，下达“非常手段”给各俘虏营的主管。翻译出来，指令是这么说的：在现状之下，遇敌军轰炸、火灾等场合，若情况危急，必须立即疏散至附近的学校、仓库等建筑物时，俘虏应在现在位置进行压缩监禁，并于最高警戒状态下，准备进行最后处置。

处置的时机与方法如左：

时机

原则上依上级命令进行处置。然若有左列场合，得依个人判断进行处置：

甲、群体暴动，且必须使用兵器才能镇压时。

乙、自所内逃脱成为敌方战力时。

方法

甲、无论采各个击破或集团处置的方式，皆依当时状况判断后，使用火药兵器爆破、毒气、毒物、溺杀、斩首等方法进行处置。

乙、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要以不让任何士兵脱逃、彻底歼灭，并不留下任何痕迹为原则。

这个文件真是读来心惊肉跳。“非常手段”、“最后处置”、“彻底歼灭”，不就是杀人灭迹吗？柯景星所接受到的命令，不就是这个吗？直接下令的杉田鹤雄自杀，奉命动手的柯景星判刑十年，但是决策者的罪责要怎么依比例原则来算呢？

我老想到那个喊救命反而被台湾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国男孩——他会不会也跟比尔一样，谎报十八岁，其实只有十五岁？

或者，和我的飞力普一样，十九岁？

杀害他的责任，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跟你说过我找到了澳洲的比尔吗？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他变成一个专业木匠，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重新画过。我说我想在书里放几张他的俘虏营素描，他开心得很。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其实一样地狠。”

“那么，”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会反对吗？”

他马上回了电邮：“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身不由己啊。”

我问他，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说，“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看过俘虏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当场没打死，伤口发炎，不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

可是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很粗的藤条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较轻。我们运气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一马呢？”

“很难说，”他这么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但是呢，如果你刚好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后，都还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一个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只知道他是“卓领事”，被日军关进俘虏营，和英国军官一起做奴工。他的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四个月大还在吃奶的男婴，分开来关。

九十岁的柯景星对往事的记忆已经大半模糊，但是年轻的领事夫人的影像很清晰地在他心中。

“俘虏营里有个女生——领事太太，有一天说，我的孩子养不大怎么办？后来我去买烟，再把买来的烟拿去隔壁的商店换了三、四十个鸡蛋，我就把鸡蛋拿给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马上跪下，我说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给你。他的小孩很可爱，婴儿，这么大。我说我还没结婚，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话，我就不给你了。”

蔡新宗记得的，则是卓领事的坚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后议论时对他的敬意。

这个监视员眼中不知来历的“卓领事”，只要答应转态为汪精卫政府效力，他马上就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免于折磨，他年幼的儿女不需要冒营养不良致死的危险，他自己也不会被杀。然而，台湾的监视员亲眼看见这个领事在日军的恐吓和利诱之下完全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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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哪里的领事？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掌握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摇摇头说，不，他们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卓领事名叫还来，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到欧洲留学，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热血澎湃地回到中国，投入国家的命运洪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日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登陆婆罗洲，卓还来还在领事馆里指挥着同仁紧急地销毁文件，以免机密落进敌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