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各种不利因素在这个时段出现，我们现在很艰难，这个时期更是需要大家抱成一团，同心协力，克服困难。

　　流言总是难以在真实的土壤上存活。宋运辉将事实摊开来讲，立刻消除了流传在各班组间各种版本的流言。大家也在无聊而悲观地盯着仪表盘的间隙，大声就事实展开讨论。说到流通渠道的局限，大家就把周边亲戚朋友所在企业那边的活跃变化拿出来讲，对比之下，越发悲愤于新车间这么好设备所遭受的不平待遇，都说这是凤凰迫降草鸡窝，而并不是凤凰本身岀问题。

　　宋运辉将他自己的声音传遍每个新车间职工之后，自己并不参与讨论，而是通过与个别职工的谈话密切关注舆论动态，看应该做出何种纠正或补充。令他没想到的是，不到两天，这些以往自诩总厂精英的新车间职工中间居然产生一种悲情情绪，悲情发酵，却令那些工人自觉多花精力在限定产量基础上，相对提高产品质量。他们都说，树挣一张皮，人挣一口气，不能让一车间甚至其他动力车间等辅助车间的人给看扁了。宋运辉本来只想以开诚布公来消灭流言，让大家安心工作，不要自乱阵脚，没想到，效果却走向他无法预测的一端。所谓人心叵测，谁也无法预料人心带动下的舆论会走向何处。没想到悲情，会把众人团结在一起，迸发岀一种独特的力量。

　　宋运辉心中纳罕，思前想后总结一番，将这一实例记在心里。他即使不是有意识地记住，他估计自己也长久不会忘记这个实例，他通过这一实例，才清楚，原来人心的动员，既可以通过正面鼓动来刺激，也可以通过反面压抑来刺激，全在因地制宜。

　　但是，宋运辉的选择却给他自己带来麻烦。他的顶头上司一分厂厂长在每周例会上批评宋运辉，说在总厂还没拿出最终处理意见之前，他怎么可以擅自将总厂小范围会议上讨论的内容公布于众，完全是没有组织纪律意识的表现。宋运辉没有解释，也没有反驳，只低头听训，心中不服与烦闷。一分厂厂长的司马昭之心他清楚，可他和一分厂厂长都是水书记嫡系，嫡系内部怎么可以当众打架。如今既然一分厂厂长是他上司，当然只有他忍。就像去年水书记手中没有技术优势，即使有人事优势，可面对刘总工与费厂长的咄咄逼人，水书记这样强势的人也会选择忍。想要做成一件事，宋运辉越来越觉得，有一句话没错，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看准了，咬紧牙关排除万难也要走下去。

　　可一边的，只要想到小雷家的飞速前进，宋运辉有时又会觉得气馁。在金州这样的大工厂做事，牵绊太多，内耗太大，成效太差。他有时在想，如果他去小雷家，又会怎样？

　　可宋运辉不知道，小雷家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

　　雷东宝回去小雷家，与村干部开了几次会，将村集体企业机构改革方案的调子定下来，又起草完毕，便交给乡领导审批。那些乡领导看到以宋运辉思路为蓝本的草案，都是对里面的陌生论调大为倾倒，于是，草案又送交县里。陈平原看了草案，将雷东宝叫上去询问，雷东宝叫上雷士根去解释，免得他自己被问急了当场急躁。

　　县里最主流的反对意见，是有关分配问题。刚从平均主义走出来的领导们虽然已经接受了包干到户，适应了工厂承包，适应了多劳多得，可是，对于以村干部为首的乡镇企业领导拿高额提成的做法却非常不理解，很多县领导当场提出质问，问以村集体资源获取的利益，可以让村干部多享吗？村干部作为一村的领导，凭借职权制定向村干部一边倒的规矩，为自己谋取利益，是否合理？

　　也有人问，依照小雷家村目前的经营情况，诸位村干部同时作为企业负责人，大约可以拿多少。雷士根给了数目，大家都说高了。雷士根解释说，企业工作的村民工资也将提高，有人又提出，把原本属于村集体的那部分资金拿来瓜分给私人，比较不合理，不能用改革的名义挖社会主义集体的墙角。

　　雷东宝一直沉着脸不说，该说的反正雷士根都知道，而且他听得心烦气躁，恨不得打人，还是不说为好。但他听了两个多小时辩论后，终于忍无可忍，问如果不相应提高管理者的收入，管理者的能力又体现在哪里？这话是宋运辉教他的，他背下来了。他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管理者的收入不与效益挂钩，又该用什么办法来阻止类似已经自杀的老书记这样的以权谋私呢？雷东宝说，县领导们既然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倒是拿个办法出来消除贪污。

　　有领导对于雷东宝这样一个小小村干部的嚣张不以为然，说农村工作目前两眼只盯着发展经济，忘记思想教育，正是因为忽视思想教育，所以才会出现管理者思想偏差。雷东宝火大，说老书记一向是村里带头教育村民提高思想的人，而老书记的思想一向由县乡两级来教育，县里思想工作是抓了，但为什么老书记手中有了审批权却第一个贪污？县里领导被雷东宝问得很尴尬，可就是咬紧牙关不批准。

　　雷士根眼看闹僵，就迂回了一下，说分配问题可以以后再谈，也可以按照领导意思削减分配系数。但这个草案中关键问题并不是分配问题，而是小雷家村集体管理机构架设的问题。雷东宝心说雷士根说得太客气，直接就说县领导见钱眼开，忘记主题不就得了。

　　幸好陈平原拿小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