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强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在人事上所谓圣王、贤士、忠臣，都是为利惑真，罹名轻死底人。依人情说，应当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以保全寿命。生命很短，且多愁苦，若不及时享乐，便枉为人了。所以说，“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瘘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这全是杨朱底思想。《盗跖》第二、第三两端排斥儒家底重名，以为君子殉名正与小人殉利一样，都是变性易情底事。为名利者皆拘于是非善恶，而是非善恶固无一定标准，只在各执所见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所以事情不必问曲直，小人君子，都无是处，若能运不滞的圆机，得自然的天极，得其环中以应四方，便能得着长生安体乐意底道。“故曰：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极，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无转而行，无成而义，将失而所为。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将弃而天。”这也是从杨朱底思想演绎出来底。

《渔父》借渔父底话来排斥孔子饰礼乐、行仁义、选人伦以化齐民底见解。作者以为人有八疵四患，虽有礼乐、仁义、人伦，也不能改变过来，不如自己修身守真为妙。八疵者：“非其事而事之，谓之总；莫之顾而进之，谓之佞；希意道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好言人之恶，谓之谗；析交离亲，谓之贼；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慝；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拔其所欲，谓之险。此八疵者，外以乱人，内以伤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谓四患者：好经大事，变更易常，以挂功名，谓之叨；专知擅事，侵人自用，谓之贪；见过不更，闻谏愈甚，谓之狠；人同于己则可，不同于己，虽善不善，谓之矜。”儒者不明人有这些劣点，一心去“审仁义之间，察同异之际，观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恶之情，和喜怒之节”，直如畏影恶迹底人，举足疾走，走愈远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若处明则影自休，处静则迹自息了。处阴处静，便用不着仁义礼乐，因为这些都是世俗所为，随时可以变易底。圣人守真，故无牵强反性底行为，一切皆出于自然，毫无虚伪。所以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无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

《让王》、《盗跖》、《渔父》底内容多是承传杨朱全性保真底见解，或者是杨朱底后学所作。《说剑》说三种剑，不像庄子或杨子底口气，却有阴谋家底意味，恐怕与《庄子》原本没甚关系。大概因为篇中底主人是庄子，所以把它编入吧。

第五章 秦汉底道家

从《庄子》内容底复杂看来，自战国末年直到汉初，道家思想几乎浸润了各派。最反对道家底儒墨也接受了多少道家的思想。墨子一派底思想与道家底关系比较地浅，然在今本《亲士篇》里有“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和“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都有道家底口气。《礼记》底《中庸》、《礼运》等篇，《易经》底《象》《彖传》、《系辞传》，也染着浓厚的道家色彩。《荀子》底《天论》显是道家的思想；《解蔽》底“至人”，《礼论》底“太一”，都是道家的名词。即如性恶论也与道家思想有关。《渔父》底八疵四患，也暗示人性本恶底意思。法家底排斥仁义，以人为势利和私欲底奴隶，也是从道家思想而来，所差底只将道家虚静无为底消极观念转而为积极的治世术而已。《韩非子?主道篇》底“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是从《老子》十四章“不见”、“不闻”、“不知”所转出来底治术。又《扬权篇》及《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篇》所用底都是道家术语底法家化。《审分览?任数篇》所出申不害底话：“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这明是道家思想。汉代儒法结合，而道家又包容法家，所以汉儒多染黄老色彩。甚至名家也附在道家化的法家里头，而被称为“刑名之学”，或刑名法术之学。 [注释：见《史记》底《申不害传》、《商鞅传》、《张叔传》。]

战国末年道家思想非常普遍，因为这种乱世哲学很适宜于当时底情境。那时道家底著作思想必很多，其思想底断片如今散见于《吕氏春秋》里头。到汉初淮南王乃集成一部系统的书名《鸿烈》。从这两部可以略窥当时道家思想底大概。

甲 《吕氏春秋》及养生说

《史记·吕不韦传》载不韦为阳翟大贾，秦太子政立，尊他为相国，号称仲父。当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下士纳客相倾。吕不韦以秦底强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