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半藏门线。岗亭里的警察永远显得无所事事，猫儿趴在洒满阳光的坐垫上熟睡。不过那猫儿当真对鳗鱼毫无兴趣吗？

本周的村上 从前养过的一只猫最爱吃“品川卷”上的紫菜。拜其所赐，我净吃剥去了紫菜的饼干。

住在玻璃屋子里的人

要做翻译工作，就得一年到头查词典。总之，不将词典当作终生密友的话，这份工作就别想做好。哪怕是认识的单词，为慎重起见也要翻翻词典。所以，就会在词典里有些新发现。

本来没打算做什么翻译，所以这种事情无所谓？说来也是。不过没关系，您就姑且听听得了。

我从前就喜欢记诵词典里的例句和谚语，一看到这类东西，就随手记在手边的纸片上。比如：

Those who live in glass houses shouldn’t throw stones.

住在玻璃屋子里的人不能乱扔石头。就是在责怪和非难别人之前，最好先审视一下自己有没有短处的意思。针对别人的失误口出狂言，而自己以前也有类似的过失，这种事一旦败露，可就颜面扫地了。结局就是“哼！凭你这副德行还要说我”。

在野党时代信口开河大话连篇，可选举获胜当上首相后，揭开盖子一看……这种情况也有过呢。政治家原本是靠这个混饭吃的，姑且随他去，但神经正常的人可能从此就一蹶不振了，因此还是谨慎行事为好。

话题还是回到翻译上去。阅读别人的译作时，该说是职业病吧，我会留意误译。别人的缺点要比自己的缺点显得更刺目。其中大半是与情节展开无碍的细微错误，但偶尔也让人觉得：“这好像不大妙吧。”

在一部已经成为长销书的美国小说里，有个总是嘎嘣嘎嘣地嚼胃药的调酒师，作为挺重要的角色登场。这是一个被胃功能虚弱困扰、有点神经质的人。然而在译作里，却变成了他总是在嚼雪茄。雪茄和胃药可是有天壤之别哟。咬着雪茄干活的调酒师也不现实呀。但迄今为止，阅读这本小说的日本读者脑海里，（肯定）都烙上了那位调酒师男子汉气概十足地咬着雪茄的光景。

假如出现了事关主要故事情节的重大误译，我会悄悄告诉编辑，但不会大声说出来。因为没有不犯错误的翻译家（就像没有从不弹错的钢琴家），我自己当然也绝非与误译无缘。也就是说，作为住在玻璃屋子里的人，我小心翼翼地留神不要乱扔石头。发现了他人的错误，我只是悄悄地自戒：“我也得小心啊。”尽管如此，可还是会出错。

只是——这并非托词——世上还有比误译性质更恶劣的东西。那就是文字拙劣的翻译和味同嚼蜡的译文。与之相比，胃药和雪茄的差异之类的……还是不成吗？好尴尬呀。

本周的村上 十二月啦。在季节转换之前得听一遍圣诞唱片，忙啊。

希腊的幽灵

我不是迷信兆头、笃信灵感的那一类人（说起来我应该算是个散文式的人），不过也有些场所，走到那里时偶尔会感到“这个地方可不太对头”，觉得不可久留。

希腊某港口城市有一家宾馆就是这样。那一次是为了给某杂志做采访，去了希腊的一个岛屿。我和编辑、负责摄影的三浦，还有他的助手，一行四人在傍晚时分筋疲力尽地抵达了那座萧条的城市。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寒酸的宾馆，由我跟主人交涉入住事宜。因为我多少能说点希腊语，就充任了这个角色。

然而刚踏进楼内，我就感到：“这家宾馆危险。”空气湿漉漉的，有一种黏糊糊的不快之感。墙壁和天花板异样地泛白。还是别住这种地方了吧——我产生了这样的直觉。

三个空房间，每间一千日元（左右）。的确特别便宜，可我不想住这里，便说道：“不好意思，我们再去找找看有没有更便宜的旅馆。”正打算走出去，主人却提议：“七百就行。”我说：“可还是有点……”“那就五百好了。”他再次挽留我们。既然砍价都砍到这个份上了，就连我也没了拒绝的理由。再怎么说是希腊的旅游淡季，一晚五百日元的房钱也绝不能说贵。

我跟编辑商量：“怎么办？”他说：“气氛很不对头，不过大伙儿都累了，就在这里得啦。”于是订下三个房间。我和编辑各一间，三浦和助手一间。

房间也怪。与其说是宾馆的客房，看上去更像病房。说不定那里以前的确是家医院。涂成白色的简陋铁床摆在房间的正中央。我心想“好讨厌啊”。可我也累了，痛饮一番自己带来的威士忌，便进入了梦乡。

到了早晨，在早餐桌上遇到摄影助手，他告诉我：“其实昨天夜里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我几乎一夜都没睡着。”只见他脸色发青，身子好像还在发抖。

他半夜里偶然睁开眼睛，看见一个黑色人影般的东西正绕着熟睡中的三浦的床，势头迅猛地转圈。在路灯从窗口射进来的微弱光线下，那个难以看清的东西一个劲地转个不停，一直不减速。他就这么彻夜未眠（呃，的确是睡不成觉啊），眼巴巴地望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浑身颤抖。

起床后他问三浦：“三浦先生您什么也没感觉到吗？”三浦回答：“这种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呀。啊啊，睡得好香啊。肚子饿啦。”他就是这么个人。

那是怎样的幽灵，出于什么目的要在深更半夜出没于那个房间，我自然一无所知。可一整夜围着沉沉酣睡、浑然不觉的三浦转个不停，这样做又有什么收获呢？关于幽灵，难以理解的东西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