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的微笑。烟台开埠较早，当地的官员少不了与洋人（自然也包括传教士）打交道的机会。普鲁伊特女士在她的书中也提到，遇到突发的事变，他们也会主动求助于当地的官府，多少都能得到一些帮助，可见尽管有民众的误解与敌视，但教会组织与当地的官府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顺便说一句，《往日琐事》的作者普鲁伊特女士传教的地域及时段，与这批照片大致上是吻合的，书里的描述为理解这些照片提供了难得的背景信息。只是这本书的中译本，是在我接触到这批照片多年以后才出版。

图一 20世纪初，山东烟台一外国教会开办的育婴堂。

图二 20世纪初，山东烟台的一间教会印刷所。劳作其间的少年，有幸成为当地最早掌握西方印刷技术的一批中国人。

图三 1920年代，山东胶东农村出殡的场面，仪仗隆盛，极尽铺排。

图四 20世纪初，山东胶东乡村的戏台与演出。

官员身后那排用作办公抑或住宅的房屋，看上去已经有些陈旧。这种样式与格局的平房，后来又沿用了好多年，从北洋到民国，再到共和国的地方官员，说不定都曾在这座门里出出进进过，只是服装由长袍马褂换成了中山装或西服而已，其神情状貌则大有似曾相识之慨，比如照片上这位仁兄的表情，就很容易让人想到时下的某些“公仆”。

罗兰·巴特在述及肖像照片的神情相貌时，似乎更强调“血统”的影响，他认为“血统透露出来的身份比世俗身份更鲜明，更引人注目，也更可靠”。他还引用普鲁斯特评价波利尼亚克王子（查理十世的首相之子）死后相貌的话，说：“他的脸依然是他那个家族的脸，家族先于他个人的生命。”巴特说的或许不错，但世俗身份的遗传性也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在中国这样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体制里，古往今来，官员们的从政生态有着惊人的相似，浸润其间，其身为官员的心理、举止，潜移默化，也像基因一样，代代相袭。更可怕的，这种东西还会传染，传染给社会的其他阶层。十多年前，陈丹青在山东赴过一个饭局，虽然席间一个正经八百的官员也没有，但事后谈起那次聚餐的感受，陈丹青却慨叹说：“那天见了几乎一桌子体制的脸。”在高度官本位的社会里，有时见一张体制外的脸，比见个稀有动物都难。

图五 20世纪初，山东烟台一位便装晚清官员。其神情状貌似曾相识，很容易让人想到时下的某些“公仆”。

图六 20世纪初，山东胶东一位农民驾着独轮小车赴岳丈家省亲的情形。

图七 20世纪初，山东烟台的一个民间乐班。

图六定格了20世纪初胶东的一位农民驾着独轮车赴岳丈家省亲的情形。小车的前端驮了两布袋粮食，粮食后面坐着他的孩子，再后面是他的媳妇，怀里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小车行进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吱扭吱扭，划破了旷野的宁静……而车子上面负载着的，是他全部的生活与希望。这张并不怎么起眼的照片，蕴含了诸多社会生活的元素，大可视作特定时代胶东农民一般生存状态的写照。这样的出行方式，在此之后又延续了好多年，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胶东乡间依然能够见到，但已物是人非，推车的不再是照片上那个独步天地间的农夫，而已变身为有组织的人民公社社员了。

图七，是胶东某地的一个民间乐班。这张照片与一些记录红白喜事的照片贴在一起，想来是传教士在拍摄某次红白喜事时，随手拍摄了这张乐班的“全家福”。过去，凡日子过得像样点的，遇有红白喜事，吹吹打打的乐班总是要请的。从照片背景看，这家主人的屋宇堪称轩昂，当是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这种民间乐班，通常都是业余的，其中有个班主，有生意了，便临时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完事之后，各自散去。有些“做功”比较地道的乐班，在十里八乡，经过口口相传，便有了些名气，逐渐变成“职业吹打”的乐班亦有之。另有一些走村串乡的戏班，有时也兼做“吹吹打打”的营生，顺便挣点散碎银子。

图八和图九，拍摄的时间要稍晚一些，当在民国初年。应邀为照片做解读的已故民俗学者山曼先生如是说：

（这两幅照片）一个正面，一个侧面，看起来当年摄影的人是有意使这照片成为一种忠实记录妇女服饰的资料的。这一位头上挽髻，按当时的习俗，这就是宣称，本人是一个少妇了。通常是姑娘结婚那天，上轿之前，请亲人改发型，拆开大辫子，盘成一个椭圆形的髻，并且从此就再也不能梳辫子了……照片上的少妇，穿的是一双尺寸颇大的尖脚鞋，这是缠过足又放开了的一种，当时民间形象地称之为“苞米棒子脚”，后来则叫做“解放脚”。这正是由流行上千年的缠足到天足的过渡时期……

蔚为大观的“家国”影像

随便翻开一辑《老照片》，都会发现，合影照片在里面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时竟达七八成之多。

这也难怪，因为以往留存下来的老照片，大多为形形色色的合影。从国家盛典到社团活动，从同事聚会到家庭团圆，更有各种各样的开工竣工、开学毕业、送别重逢、迎来送往……可谓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在摄影术诞生以前，上述仪式或活动的记录端赖文字，古代的各种“记”“序”“诗”“赋”，有不少都是记载这类家国盛事、聚散离合的，像千古流传的《兰亭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