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所获得的第二次生命，不少人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成绩斐然，颇受称道。分析起来，这种虽然历尽磨难、却依旧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应该说与他们自身所固有的素养是分不开的，毕竟，在当时能够考取“政大”的也称得上是学子中的佼佼者了。据王孝先生回忆，他报考“政大”的那年，所在的广西桂林考区投考这所学校的有近五千人，而最后只录取了九十多人，差不多是百里挑一了。

1949年当新政权建立的时候，它可以毫不迟疑地接受旧政权留下的全部物质遗产，从工厂矿山到华屋佳园，并且唯恐其遭到破坏，唯恐其不完整，但与此同时它却忽略了旧政权留下的一笔更宝贵的遗产——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须知，旧政权为培养他们已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真诚地将他们延揽过来并为我所用，对于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一桩无本万利的举措。遗憾的是，当时不仅没有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当财富，甚至把他们当成了包袱。新政权执意要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彻底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因为说到底，新政权的理想不是要延续和发展中国社会已有的现代化成果，而是要打碎旧世界，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社会。于是，悲剧发生了。

1992年，胡佛先生偕校友到“政大”旧址——重庆小温泉故地重游，但见“校长官邸黄墙依旧而草坪更新，小泉宾馆代替了原校部的主要地方，校舍已荡然无存。中山堂虽在，但很寂寞，中正堂犹存，却很荒凉，一道长长的围墙横亘其中，旧貌愈难辨认”。感慨之余，胡先生赋诗一首。而胡先生的这首诗，恰好可以借来用作这篇文章的结尾：

官邸黄墙草色新，小泉宾馆乐声频。七尺围墙隔世纪，两堂寂寞对空亭。校友相逢难成语，鬓丝纷飞感此生。只今唯有花溪水，犹念往日政大人。

2000.9

进 城

对中国革命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初也是想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试图通过组织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结果却是屡战屡败。在经过了许多挫折之后，方知此路不通，最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到了1949年前后，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军队颓势尽显，节节败退，而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路的最后一程，就是对国内大小城市的占领与接收。自从1927年之后，中共便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农村，在偏远的山区埋头苦干，动员民众，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在与国民党军的周旋中不断发展壮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只留下少部分人潜伏在城市里开展地下工作，担负收集情报和筹措药品、设备等紧俏物资的任务。城市对于中共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存在，陌生而神秘。

第三十九辑《老照片》刊登过袁锡钦题为“‘土包子’进城”的图文稿件（图一），记述了自己1948年秋随军接管济南的种种经历。济南虽是解放军最早占领的一座省会城市，但比起上海、武汉、广州这样一些大城市来，并不算是什么现代化的都会。即便是这样，袁锡钦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农村的“土包子”厕身其间，已经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了。他们办公的地点是原国民党守军军长吴化文的公馆，刚住进去的时候，闹了不少笑话，先是“电灯打不开，也不习惯蹲马桶，有一天不知怎么碰到墙上的开关，天棚上那圆圆的家伙立即就转个不停，直转得屋里冷飕飕的。我们几个手足无措，好不容易来了个行家，告诉我们这是电风扇”……袁锡钦们所遭遇的还只是乍一进城生活上的不习惯，而适应城里的这种相对舒适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多少障碍。

说到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我也谈一点自己的亲身感受。幼时我曾有过几年农村生活的经历，过惯了油灯如豆的夜晚，刚一进城，最不习惯的就是电灯太亮，灯光照在白白的墙上，直刺人眼，晚上不像晚上，搞得心神不宁。可是当放暑假又回到农村，晚上再去面对那一盏油灯时，这才觉得到底还是电灯好。可以想见的是，袁锡钦们很快也会对城里工业文明的种种成果甘之若饴的。对于从根据地来的干部来说，难的并不是怎么去适应城市里的生活，而是如何管理好城市。

实际上，对接管城市的难度，毛泽东等中共高层自始便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1949年2月在发给第二和第三野战军的一封电报中（见毛选第四卷《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明确指示解放军不仅是一个战斗队，还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并说“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讲如何成功地接管城市，如何完成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毛泽东后来在由西柏坡驻地启程前往北平的时候，戏称自己是在去城里“赶考”，虽然是句玩笑，但也多少流露了作为一党领袖的毛泽东进城接管政权时的复杂心境。

图一 1949年春，袁锡钦（右三）与同事们在济南驻地合影。这里曾是国民党守军军长吴化文的公馆。

犹记前些年在一本摄影画册里见到过的一张照片，定格了1949年毛泽东在随行人员陪同下，首次迈进中南海新华门的瞬间。照片上的毛泽东微欠着身，抬起一只脚正要小心地跨过新华门的门槛，一面抬起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