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毛主席词二首和中共中央两项决议的鼓舞下，首都军民决心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乘胜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这里所说的毛主席词二首，分别指毛主席于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直到1976年元旦才正式发表。按当时的解释，前一首词的寓意是号召人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革命的对象正是邓小平这样一些还在走的“走资派”；后一首词则被解释为对“苏修”（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的痛斥，直接的矛头也是对着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在当时几乎是修正主义的同义语。记得《念奴娇·鸟儿问答》结尾处的“不须放屁”，其用语之大胆、出奇，当时曾被许多方家大加颂扬，称只有天才如毛泽东者才能挥此如椽之笔。可不是吗？那时十亿中国人里也只有毛泽东一人实际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创作与言论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并且绝无因言获罪之虞。

照片上显示的，举国上下一致拥护的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其一是“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其二是“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以上两个决议是在平息了“四五”事件以后一起通过的。那时人们的信念是，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通过的决议，都要无条件地拥护，哪怕是发动“文革”，哪怕是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除了“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信念在起作用外，人们无条件地拥护中央任何一个决议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消息总被严密地封锁，譬如，人们，尤其是北京以外的人们并不知道清明节那天天安门广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被剥夺了知情权的老百姓，除了“无条件拥护”以外，也实在难有别的什么选择。

图四，照片的原说明文为：“清华大学演出的大型舞蹈《翻案不得人心》。”现在的年轻人，从这张照片里所能得到的最大启示，恐怕就是知道了那时候的“文艺表演”是怎么回事。在当时，八个革命样板戏堪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典范，样板戏里多少还有些文艺，而在这台节目里却只剩下了“政治”。假如让今天听惯了流行歌曲、跳惯了迪斯科的年轻人去观赏这样一台演出，他们肯定会目瞪口呆。舞台上举出的标语牌，几乎囊括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的所有口号，大概在主办者看来，只有这样，方能显示舆论的力量，其实在那个年月里，所谓真理的权威又何尝不是靠举国吆喝来维系的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照片。图五的原说明文是：“在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建立功勋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参加游园。他们表示要更紧密地团结战斗，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推向新高潮，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作战。”所谓“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指的就是平息“四五”事件。照片里的人物到底在斗争中建立了什么样的功勋，说明文里未说，恐怕不外乎是他们的棍棒上多沾了一些鲜血，或者是他们从广场上比别人多抓了几个“反革命暴徒”……不过想想，他们也怪可怜的，他们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短命的英雄模范”，仅仅过了一年多，平息“四五”事件的“功绩”，便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图三

图四

图五

说心里话，拿出这张照片来刊登，我颇费踌躇。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自觉是在为“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作战，最终却充当了“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打手，留下了终生的悔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面对这张照片，我和他们一样感到羞愧，为他们，也为自己，为曾经被无常的命运捉弄过的每一个人。

2000.3

未被遗忘的孙明经

一

这些年，作为摄影家的孙明经，已经逐渐为人们所知晓。

而此前，身为电影教育家的孙明经教授，在他所从事的电影教学的领域内并不乏知名度，像张艺谋，最初就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师从孙明经学摄影，接受电影艺术的启蒙，登堂入室的。

孙明经得以走出电影教学领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宣队”的一次“疏忽”。

事情要回到三十五年以前。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当天，进驻北京电影学院的工宣队接到撤离通知，并要求他们撤离前将掌握的全部文件和材料片纸不留，全部烧毁。其中就有“文革”初，学院的造反派从孙明经家中强行抄走的上万张底片和个人书信、日记等资料，这些底片和资料大多是孙明经三四十年代参加社会科学考察所留下的。大概是由于“四人帮”的垮台过于突然，工宣队的撤离过于匆忙，三只放在工宣队存放材料房间门后的麻袋，在忙乱中竟被遗忘，侥幸地躲过一劫！

这三只麻袋里，装的正是孙明经几次社会科学考察所拍的部分照片底片和幻灯片。又过了差不多十年，等到1985年孙明经得到这些抄家归还的物品时，虽然麻袋底部的底片和幻灯片，大部分已受潮霉变，并且归还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完全算不上什么完璧归赵，但即使这样，从这些劫后残存的底片里，孙明经作为中国早期著名摄影家的地位，已是当之无愧了。

二

孙明经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母早年毕业于美国人狄考文夫妇在山东创办的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