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斯那样的传球。不知是何原因，他们非要用皮埃特利卡和梅内拉科斯，我父亲断言一定有人接受了贿赂。“梅里马克河流域腐败城镇的典型事例”，他说。除此之外，父亲在洛厄尔并不太受欢迎，因为只要有人耍他，他决不轻饶。有一次摔跤比赛弄虚作假，他就在劳里埃公园的淋浴房里扇了摔跤运动员一个嘴巴子。一个德高望重的希腊族长因为与他争论传单的印刷价格，就被他抓住黑袍的袍边，猛地推出印刷店。对里亚尔图剧院的老板，他也干过同样的事情，他管那个老板叫“一元当千元的下流坯”。一帮加拿大裔“朋友”把他骗得生意破产，他说一九八四年之前，梅里马克河流域不可能清除腐败。他已经对市长竞选委员会说过，他认为如今诚信实在太差！他办了一份报纸名叫《聚光灯》，专门揭露市政厅里的贿赂丑闻。我们知道所有城市都一样，但我父亲是个特别诚实和坦率的人。他只是个五乘五先生 [11] ，身高五英尺七、体重二百三十五磅，然而他不怕任何人。他承认我在棒球运动中是个劣等的击球员，但是，在橄榄球中，他说几乎没有比我更出色的带球进攻球员了。弗朗西斯·费伊——当时波士顿学院和后来圣母大学的教练也有这种看法。事实上，费伊教练来到我家，在客厅里与我父亲进行了交谈。

他有充分理由感到痛心，因为历史记载将表明这一点。刚才说过，我开始了第一次球赛。让我这样说吧，首先，我们的阵容非常强大：大个子阿尔·斯沃博达打右边锋，他是立陶宛或者波兰人，身高六英尺四，壮实得像头牛，温和得也像头牛。忒勒玛科斯·格林格斯（前面提及过）打右路阻截，绰号“公爵”，是伟大的俄瑞斯忒斯·格林格斯的弟弟，兄弟俩都是我所遇见的最坚忍不拔、最消瘦、最诚实的希腊人。实际上，公爵本人是我童年的朋友，在十二岁左右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我们就决定成为朋友，星期六晚上，从灯光闪耀的卡尼广场出发，两人相互手臂搭着肩膀，散步一英里半。现在，公爵变成了一个文静的人，不过体重二百一十五磅，像枚重磅炸弹，两只黑眼睛显得活泼愉快。休吉·韦恩打右后卫，大个子，体重二百二十五磅，来自富人居住的安多佛街，他默不出声，举止力大如牛。乔·梅利斯打中锋，他是个波兰人，身体强悍，声音低沉，剃了平头，主要擒抱阻截，后来被选为来年的球队队长，命中注定专打进攻后卫，可以带球进攻整整三百码。切特·雷夫打左后卫，他比较古怪，喜爱说话，十七岁，石头一般硬实，命中注定是洛厄尔球队除我以外唯一受到一流大学校队拼命争抢的队员（他受到了佐治亚大学的青睐）。吉姆·唐宁打左内边锋，他是个爱尔兰人，身高六英尺四，懒懒散散。哈里·基纳打左边锋，他速度快，善于防守，骨头坚硬。

于是，我开始了那年第一场球赛，与“格林菲尔德高中”（这是我谈到的记录，整整一年的记录）（一场一场地谈）对阵，两次持球触地得分被宣布无效，整场球赛中实际七次十码进攻，五次有效。每次进攻平均推进约十码，有一次推进了二十码，离持球触地得分仅几英寸，凯拉基斯赢得了持球过线得分的殊荣（他是个叫号队员 [12] ）。

该赛季的第二场球赛，尽管我在第一场球赛中表现出色，但是梅内拉科斯（梅尼）的踝关节已经痊愈，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加德纳高中的比赛中，他开始取代我的位置，我只能在最后两分钟上场，只两次持球，但每次都第一次进攻受阻，各推进十二和十三码，撞得鼻子流血，球赛结束后，吃了些“谢尔城”冰淇淋（加德纳生产的）。

（洛厄尔轻而易举赢了那头两场球赛。）

第三场一开始，我甚至没上场，只在最后半场才被派上场，与“伍斯特古典”队对阵；我截获对方踢的悬空球后，持球穿越整个球队奔跑六十四码触地得分；随后撞倒对方两次试图持球触地得分，每次大约二十五码；持球仅七次，每次平均推进二十码六。这是报纸报道的记录。（洛厄尔也赢了那场球。）

不过，洛厄尔的“严重考验”来了，那是与“曼彻斯特”队对阵，即便在那时，我也不是个大英雄般的“一开始就上场的队员”，而是坐冷板凳；不过此时看台上学校的孩子们开始反复呼喊“我们要杜洛兹！我们要杜洛兹！”你弄得懂或者说得清他们为啥那样呼喊吗？我只能坐在板凳上，眼看那些差劲队员趾高气扬，奔跑跳跃，皮埃特利卡小腿扭伤，在别人搀扶下一瘸一拐走出场地时，没忘记英雄般地脱去防护帽，以便让每个观众看清他悲壮的头发在秋天的微风里飘动。作为一个猛打猛冲的进攻后卫，他确实奋力开路，胖乎乎的像头老奶牛，但是如果没有比尔·德芒斯为他在前面坚定不移地默默阻截，他不可能及时到达争球线打开缺口。不管曼彻斯特队如何自吹自擂，如何被人过高评价，洛厄尔高中还是以二十比零赢了比赛，我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允许持球一次，四分卫叫号队员要求边线佯攻，而我却想一竿子到底，于是，我被众人阻截压在底下，“我们要杜洛兹”的呼喊声消失了，一分钟或不到一分钟后球赛结束了。

我承认，在那场球赛里（二十比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不需要我；可是，第五场我一开始也没上场，只被允许打四分之一场，在这期间，我三次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