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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装作看农具，随口问：“小哥，可识字？”

学徒抹了把汗，憨厚地摇头：“大人说笑哩，俺们打铁的，认得铁砧、认得火候就成，要字儿干啥？师傅教俺看火候，靠的是眼力劲儿和手劲儿，不是书本儿！”

在一个卖菜的摊子前，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农正和顾客为几文钱讨价还价。

朱翊钧买了点菜，闲聊道：“老丈，家里儿孙可曾读书？”

老农叹了口气：“读啥书哟！半大小子，正是能干活的时候，去学堂坐一天，少干一天活，家里就少一口嚼谷。认得自家名字，会数铜板，够使唤啦！读书？那是要脱层皮、花大钱的营生，不是咱庄稼户能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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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所闻，触目惊心，朱翊钧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在位时，曾大力推行社学之制。

《明太祖实录》有载：“命天下府、州、县皆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

甚至有令：“五十家为一塾，选高年有德者为师……子弟年八岁以上者俱令入塾读书。”

虽然执行程度因时因地而异，但洪武年间，朝廷对民间基础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是空前的，旨在扫除蒙昧，教化百姓……

可以说，在封建时期，大明朝百姓得识字率是最高得，在洪武年至永乐末年，认识字得百姓，大概占百分之十……

看着比率不大，但实际上已经很高了。

宋朝得时候，文风何其昌盛，民间繁华，但百姓识字率百分之七左右……

在另外一个时空得清朝，识字率甚至不超过百分之二……

此时，虽然社学名义上仍在，朝廷也时有重申，但地方官吏多视为具文，敷衍了事。

社学要么破败废弃，要么被挪作他用。

师资匮乏，束修高昂，再加上民生艰难，普通百姓为生计奔波尚且不易，哪里还有余力、余心送孩子去读那些“不当吃不当喝”的书？

朱翊钧意识到，他治下的帝国，看似承平，甚至强大，但在一些基础上面，就比如民间孩童的识字率，恐怕已远远低于国初洪武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