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更重要的是，此战毕，东南再无大患，朝廷每年投入军中的数百万两饷银，这无底洞总算可以填上了！自此，国家重心，当由武功转向文治！”

“张兄所言极是！”

旁边一人击节赞叹：“陛下圣明，削平外患，正该与民休息，大兴文教！”

“想想看，我大明如今户籍已有万万之数，若能偃武修文二十载，不，哪怕只有十载！”

“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广开科举……届时仓廪足而礼义兴，百姓安居乐业，文风鼎盛，远超汉唐盛世，指日可待……”

“哈哈哈，刘兄说得对！往后，正是我辈读书人大展拳脚之时！”

“天下承平，文治光华，方是正道！”

这些年轻的文官们，沉浸在“文治盛世”即将到来的美好想象中。

他们看到了战争结束带来的财政宽松和政治空间，认为这是推行儒家理想、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绝佳时机。

至于那遥远的、刚刚被征服的倭国该如何治理，那些跨海征战的将士们后续的安置与封赏，似乎并不在他们此刻兴奋讨论的核心范畴内。

一种过于乐观的、认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后便可专心内政的氛围，开始在部分文官体系中弥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