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更是被一网打尽，连试图传递消息的机会都没有。

这些官员被东厂和锦衣卫迅速押解进京，投入诏狱或刑部大牢。案件依旧交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同锦衣卫、东厂进行审理。在铁证面前，无人能够狡辩。

泰昌二年元月，判决下达。鉴于此事关乎新政推行，皇帝朱常洛对此案异常关注，亲自批示：“新政乃国本，阻挠者，罪同谋逆！”

最终，陕西知州赵奎因罪证最为严重（意图煽动民变），被判斩立决，家产抄没，家眷流放三千里。山东林县令、湖广周正德、浙江王焕之等多名县令、知州，均被革职罢官，判流放充军，遇赦不赦。其参与密谋的师爷、幕僚等，亦受到严惩，或流放或监禁。

朝廷通过邸报明发天下，详列诸人罪状及惩处结果，并再次严申推行新政之决心，警告任何敢于阻挠者，必将严惩不贷！

这场迅疾而残酷的清洗，如同一声惊雷，彻底震醒了所有还在观望或心存侥幸的地方官员。同时也让他们明白自此以后他们手下的吏员将不再是他们的私人奴仆，而是属于大明朝廷的吏员。

此后、虽然吏员们的升迁赏罚在名义上都还是由县太爷们所管辖，但他们已经无权（不需要理由）随意开革任何一名自己手下的吏员，更无权像从前一样把吏员当做自己的奴仆随意的打骂侮辱。（当然不包括那些犯贱主动谄媚上司，甘愿当上司奴仆，想要获得升迁的吏员们。）

在东厂和锦衣卫的严厉打击下，那些手握实权的县太爷们也终于明白，皇帝改革的意志坚如磐石，任何试图挑战的行为，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们也不得不开始有所收敛，从明面上的对抗转为暗地里的消极对抗。

不过也有一大批自认为聪明的县令们，他们直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同他们关系好的师爷和吏员安排进入县衙，让他们领皇家的俸禄，而他们自己则可以省下一大笔发俸禄的费用。

但是朱常洛又怎能让他们如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