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官府雇人代役。由于赋役统一，各级官吏难以巧以名目。因此，丛弊为之一清，使税赋趋向稳定，农民得以稍安。

　　这是利民，与此同时，还利朝廷。为什么呢？

　　因为唐代以前的田赋，基本上都是征实物。唐代两税法虽以货币计算，但缴纳仍折实物。宋代征税只是偶有折银。元代科差虽行色银，但积粮仍为谷粟实物。

　　只有明代一条鞭法实行以后，不仅差役全部改为银差，除苏杭等少数地区仍征实物以供皇室食用之外，其余也均已一律改征折为色银。与此同时，赋役征课也不再由里长、粮长办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解缴入库。从此，不按实物征课，省却了输送储存之费；不由保甲人员代办征解，免除了侵蚀分款之弊，使征收方法更臻完善。

　　当然，这其中肯定有伤害人利益的，伤害的是什么人的利益呢，是各地的土豪们。

　　因为开展一条鞭法，第一要务是清丈土地，扩大征收面，使税赋相对均平。此时大明存在真实情况，是占地多者田增而税减。只有通过强化清丈，使土地亩数明晰，促使那些使不少隐瞒土地的地主缴税。

　　所以，这个变法的根本，就是护住两头，打击中间侵吞者。搞得好了，中央财政大幅提高，老百姓也山呼万岁；但是搞得不好，就会把那些土豪劣绅们统统得罪，一旦这帮人起来闹事，那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摆平的，搞不好就是一场致命风暴。

　　……

　　皇帝作了详细了解后，提笔给张居正写了这么一段话：“先生之意已明。朕已深知国库之难，朕心已定，为先生推行变法作好后盾。先生尽管去试，去推。一条鞭法利大于弊，最主要是能解决目前国库空虚之根本，还能够均赋役，换来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机。希望先生莫要犹豫，不畏艰险，作朕的商鞅和王安石，朕必以周公和管仲之礼待先生，不使先生寒心遭致商、王二人之下场，为变法者正名。”

　　……

　　半年后，皇帝大婚在乾清宫大殿正式举行。

　　整个皇宫乃至全京城，都是一派喜气洋洋之景象。

　　这半年间，发生了许多事情。

　　其中最大一件事，就是戚继光联合胡宗宪，携宁波大捷之威，重创了倭寇大将丰臣秀吉，然后利用胡宗宪所出各个击破和相互离间之计，使丰臣秀吉与贼首织田信长互生嫌隙，最后丰臣秀吉被织田信长所杀，织田信长被杀得只剩下一人一马，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至此，东南沿海之倭患彻底平定，大快人心！

　　另一件大事，就是朱衡和吕调阳终于从山东德州回京了，可是因为过于操劳，朱衡已经染上重病，在回京路上吐血数升而亡，让人扼腕叹息。吕调阳回京后得到重用，位列三辅大臣，统领工部和礼部。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司礼监、东厂督主、大内总管、皇上的大伴儿冯保，自从上次失火之事后抑郁成疾，总是担心被皇帝弃用，一直到皇帝大婚这天，他也没能从病床上爬起来，只有翘首而望。

　　冯保一死，首辅大臣张居正也顿生“兔死狐悲”之感，虽然后来力主“一条鞭法”得以成行，让他赢得了众多赞誉，可是他总觉得自己最终难逃冯保的宿命，少帝那双冷冷的眼睛仍然在不远处望着他，让他不寒而栗，所以他也病倒了，皇上大婚之前，他是拖着极度缓慢的步伐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