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师”这个头衔。

　　嗯，姜星火的贯口现在更难读了。

　　特进光禄大夫、奉天辅运推诚效义文臣、上柱国、太子太师、国师姜星火。

　　不过不管是太子太师，还是从特进荣禄大夫变成了特进光禄大夫，这些头衔的实际作用其实都不大，最有影响的，是朱高炽的势力在逐渐增长，而姜星火几乎没什么进展。

　　这些年，除了重新出山的袁珙出任了太常寺卿，而宋礼因为治理黄河有功，被升任为工部尚书代替黄福以外，基本上中高层晋升的都是朱高炽一系的官员。

　　在朝廷的逐渐新老交替进行的换血里，受益最大的反而是没有得到太子之位的朱高炽，这显然是皇帝的某种“补偿”，甚至齐王朱高炽，现在还在领导着内阁。

　　如果换到朱棣的视角，这显然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毕竟姜星火一系，已经有了礼部尚书卓敬、户部尚书夏原吉、工部尚书宋礼、太常寺卿袁珙、鸿胪寺卿解缙、光禄寺卿黄子威，再加上总裁变法事务衙门的两位国公，不可谓不实力强大，因此强大到了这个阶段，被限制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而为了庙堂不起太大的波澜，朱棣并没有动这些高级官员，而是在侍郎及以下的官员任用中进行了干预，在持续削弱保守派的同时，加强变法派中朱高炽的力量用以制衡。

　　朱棣并不害怕朱高炽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威胁他的皇位，因为在朱棣的认知里，想要改朝换代，只有捏着刀把子的人才能做到，而朱高炽在庙堂中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真正能做到的，是太子朱高煦。

　　故此，限制和敲打朱高煦，也就成了必然之事。

　　洪武初期老朱颁布了《皇太子仪制》，明确规定了东宫的地位和职责，除詹事府外，还有左、右春坊，司经局等部门辅佐太子，而这些部门的官员，说是“动辄得咎”都是轻的，时不时就得进诏狱几个，里里外外打的不都是太子的脸？

　　再加上朱棣一如既往的脾性，时不时对朱高煦劈头盖脸的臭骂，这才多久的时间，朱高煦有的时候就忍不了了。

　　而最气人的是，在朱高煦告诉自己要冷静的时候，朱棣就会以己度人，阴阳怪气的问他“你现在这么能忍，是不是想着当年你爹我是怎么忍下来好起兵的？”，然后通常都是不欢而散。

　　太子和皇帝作为博弈的双方，只要不是朱标和老朱那种，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倒也不奇怪，但朱高煦被敲打的多了，难免也会烦躁，他又不是好脾气的人，能忍三次四次都是看在太子之位的面子上了。

　　所以，朱高煦没少跟姜星火抱怨。

　　姜星火当然清楚，经常受气就是朱高炽寿命偏短的一部分原因，但这时候有什么办法？大吵一架还是来一次玄武门之变？

　　前者除了让父子关系愈加出现裂痕外，没有任何意义，而后者，至少以朱高煦目前对军队的掌控力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倒也不是无解，姜星火给出的办法，就是让朱高煦出去打仗，自己继续养望。

　　庙堂看的是一时的势力强弱，也看谁能掌握未来的文脉。

　　如今的儒学，理学、心学、实学，已经出现了三足鼎立的状况，即便没有南宋时期那般争鸣，也不遑多让，所以作为事功之学的代表性人物，姜星火门徒并不少，这些人会不断通过科举、国子监、大明行政学校等门路进入到仕途之中，而姜星火本身也可以称得上“时可我待”，哪怕一时被打压，时间也是站在他这边的。

　　更何况，除了儒学，现在从国子监到地方，科学的风潮也在流行，年轻的学子们充满了革新与探索精神，这同样是姜星火的基本盘。

　　所以，哪怕是现在朱棣作为裁判下场干预侍郎以下中高层官员的晋升，也不可能干预如过江之鲤一般底层官员的入仕，只要耐得下性子，作为在学术界地位已经快追平北宋五子，进入“诸子”境的姜星火来说，这庙堂早晚是其徒子徒孙的。

　　而让朱高煦出去打仗，那就更好理解了。

　　——眼不见心不烦。

　　就像是那些孩子放假回来头两天热络，再过几天就该嫌弃的父母一样，如果孩子离开久了，自然而然就会忽视那些曾经觉得非常膈应的鸡毛蒜皮的矛盾，期盼着孩子回来。

　　朱棣也是人，是人就会有这种情绪，更何况是空巢老人呢？朱瞻基就算是再乖巧懂事，也不能完全代替儿子的作用，毕竟朱高煦在朱棣眼里，其实就是“世界上另一个我”。

　　当然了，如果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出现在生活里，绝大多数人都会讨厌这个自己就是了。

　　尤其是朱棣和朱高煦都是标准的武人，暴躁、骄横和残忍的性格因子都是一个DNA模子里刻出来的。

　　事实上，在永乐五年年末，大明开始进一步在更深程度推行变法的同时，也开始了为推迟的跨海征日作战进行了全面的战争准备。

　　跨海征日的主力是在山东已经训练了两栖登陆等科目足有四五年之久的十万备倭军，这些备倭军基本上都是由南军整编而来的，普遍水性娴熟且惯于丘陵平原作战。

　　过去蒙古人的经验有不好的一方面，譬如在秋天渡海但也有好的一方面，面对日本人，虽然日本贵族很热爱骑射，但其实骑兵不是好的选择，相反，火器与步兵的结合反而更能在日本列岛的地形中大展拳脚。

　　而登陆的物资更是做好了充足的储备，像是蒙古人那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