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却对边防军事极有研究，警惕地意识到，英宗皇帝被俘不过是个开头，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他所担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瓦剌会利用英宗皇帝要挟明军各重镇开关延敌；二是京师北京即将成为瓦剌的下一个目标。而京军五十万精锐都在一个月前被英宗带出了居庸关，北京附近已经无兵可调！如何保卫京城，正是最现实、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务。

　　果然如于谦所料，惊涛骇浪很快铺天盖地而来，甚至比他料想的还要快。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二十八年后，瑰丽的紫禁城岌岌可危，陷入濒临城破的巨大危机。明朝举国上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八月十七早晨，文武百官均得到了皇帝被掳的消息，齐集于朝堂之上，各人神态不一：有低声私语的，有暗自垂泪的，也有放声痛哭的。

　　而在深宫之中，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人人惊慌失措。孙太后自幼被选入宫中，得到朱瞻基的宠爱，人生一帆风顺，没经过风浪，亦无见识，决意不惜重金赎回儿子，下令打开内承运库[1]，专门拣选蒙古部落喜好的金珠重宝。哭肿了双眼的英宗皇后钱氏也倾囊而出，甚至拿出了她自海州娘家陪嫁来的首饰及许多珍贵物品。

　　这两批财宝一共装满了八匹马的载重背驮，名为“犒赏”，实为赎金，由太常寺的提督四夷馆及行人司各派干员，在兵部特遣的精骑护卫之下，仓促出居庸关，去寻找瓦剌也先的军营，目的是为了赎回被俘虏的英宗皇帝。

　　孙太后和钱皇后这种急躁侥幸的行为，当然是应明英宗朱祁镇那封信的要求。她们事先未与任何大臣商量，只凭着自己一厢情愿，自然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只是徒然给瓦剌多送了一些财物而已。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因国不能无主，她自己又是女流之辈，不得不命明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朝臣，商议战守大计。此时此地，言必三思，众情忧惧，嗫嚅久之，不知所为。一时间，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

　　沉默了许久后，翰林侍讲徐珵终于忍不住站出来，大声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唯南迁可以纾难。”

　　意思是说，从星象上观察，金秋荧惑星曾入南斗，从历数上推算天命已经转变了，现在只有赶快南迁，可以避免大难。

　　徐珵字元玉，号天全，苏州吴县人，后改名为徐有贞。宣德八年（l433年）进士，因文章书法出众，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正统二年（1437年），进为翰林侍讲。其“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有人说他“矮子肚里疙瘩多”，也有人认为他无书不精，是一个博学广闻的名士，对其学识极为佩服。

　　早在英宗皇帝朱祁镇亲征之前，瓦剌南侵，边报紧急，徐珵夜观天象，发现“荧惑入南斗”。荧惑即是火星，外表橘红色，在西方称为“战神玛尔斯”。南斗六星分别为天府星、天梁星、天机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杀星，专掌生存，故民间又称为“延寿司”。据《史记·天官书》载：“荧惑出则有兵，入则兵散。”荧惑不但出现，且侵入南斗，是大大的不吉利。徐珵感觉到局势不妙，开始惊慌失措。

　　朝中大宦官王振正当权，对持异见者大肆打压。徐珵料想天子亲征势在必行，不愿意惹是生非，所以没有将天象预兆上报英宗皇帝或者其他重臣，只是悄悄告诉好友太医院御医刘溥，连称：“祸不远矣。”并让妻子带着家小立即返回故乡苏州。

　　当时正是秋老虎的季节，天气闷热难当，旅途自然更加辛苦，徐妻不愿意因为所谓的“天象”就胡乱折腾。

　　徐珵发怒道：“那你留下来给鞑子当老婆好了。”徐妻见丈夫当真动了气，这才携子南归。

　　等到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朝堂上，徐珵见他根据天象的推算应验了，不免既得意又忧虑——

　　得意的是自己推算无误，且有先见之明，将老婆孩子打发回了老家；忧虑的是皇帝身边有五十万精锐护驾，都被敌人俘虏，而京城如此空虚，如果瓦剌军到来，根本不堪一击，他到时不免也要跟皇帝做伴了。

　　又见百官六神无主，便第一个站了出来，公然倡言南迁到陪都南京。说得堂皇些，是避开瓦剌兵锋；说得难听些，就是丢弃北京城逃跑。

　　彼时京军劲甲精骑皆已经陷没在土木堡，京师疲卒羸马不足十万，城内军士有盔甲者仅十分之一。满朝文武对此心中有数，听了徐珵主张逃跑的话后，面面相觑，虽然没有立即附和，但绝大多数人心中都已经开始动摇。

　　一时群臣人心惶惶，人情汹汹，只知“聚哭”，不知所为。主持朝议的郕王朱祁钰对眼前情形不知所措，又不能甩手而去，只好一言不发。

　　这时候，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身份参加朝议的于谦挺身而出，声如洪钟，厉声怒叱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勤王兵，誓死守卫京师。”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后来为了加强皇权，在诛杀功臣的过程中，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六部的职权和地位大大提高。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