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璋与日本断绝了往来。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又主动与日本修好，并派大臣赵居任出使日本，赏赐了一批勘合。

　　这批勘合称为“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一百道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二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二册组成。日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日本入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5]。

　　明廷朝贡贸易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但对于日本等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营利之机，甚至能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6]。尤其郑和下西洋后，东南亚与中国海陆来往频繁，亦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明成祖朱棣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即官方贸易，勘合因而变得十分抢手。

　　胡濙那年漫游到浙江宁波，正好赶上日本不同武士家族各派使者来华，因欲争相入港，便互相指责对方勘合为假。宁波市舶太监明基厌恶双方横暴，下令关闭港口，将两派人马均拒之门外。

　　然不几日，明基便中毒而死。其全身布满网状黑纹，甚是奇诡。时人纷传是日本人下毒，官府却苦无证据，福建布政司为求息事宁人，最终还是放日本船只入港，也不辨勘合真伪，视两方均为正牌使者[7]。

　　胡濙告知经过后，道：“我在福建听说这件事后，便将明基中毒异状记在了笔记中，但因未亲眼得见，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适才翻阅旧日笔记，才记了起来。”

　　于康忙问道：“杨匠官，你曾去过日本，可有听说过这种奇毒？”

　　杨埙摇头道：“我在日本只是学习漆艺，没有听过毒药之事。不过胡尚书提及的这件事倒是提醒我想起一桩旧事来。”又问道：“胡尚书，你可知道郑和下西洋宝图收藏在哪里？”

　　胡濙虽知朱骥身中奇毒，却不知缘由，也没有多问，忽听杨埙问及宝图之事，很是诧异，道：“当然是收藏在兵部。杨匠官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言外之意，分明是郑和宝图不算什么至关重要之物，且多年尘封在角落，早已被人遗忘。盖因华夏地大物博，又自以为是世界中心，号称“中国”，历代王朝多好闭关自守，轻视对外贸易，并不以郑和开拓西洋路线为珍贵。

　　于康倒是愕然，问道：“宝图怎么会收藏在兵部？”

　　胡濙道：“宝图一直就收在兵部车驾司，没有为什么。不过目下也许收在内府中。据我所知，太上皇当年当政时，曾想重开西洋，私下派人将宝图从兵部取走，不久后即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再未有人提过宝图，它应该还在宫中。”

　　杨埙一拍脑门儿，道：“我就知道是这样。哎呀，我早该猜到的。胡尚书，多亏你及时告知，不然我迄今还想不到下毒暗害朱骥的人是谁，就是几年前闯入兵部衙门盗窃机密文书的男女贼人。”

　　当年男女贼人化装成军士，借送米之机混入兵部官署，盗走机密文书《军资总会》。官府大索全城，未有所获。而那对贼人竟甘冒奇险，跟踪到蒋骨扇铺，意图杀死目击证人杨埙灭口，已是奇事一件。

　　杨埙最想不通的是，那《军资总会》既然十分重要，贼人好不容易才偷盗取得，又如何会轻易携在身上，还将其遗落在了蒋骨扇铺后院中？而今他既猜及男女贼人真正想要的郑和宝图，之前疑问便迎刃而解——

　　男女贼人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盗取郑和宝图。他们大概已经从某种渠道打听到宝图藏在兵部官署，为此没少下功夫。先是意图绑架兵部长官于谦爱女于璚英，后来又趁孙太后寿诞百官放假之机混入兵部车驾司。但彼时明英宗朱祁镇已派人将宝图取走，贼人未能寻到，意外见到《军资总会》一书，感觉日后也许会有用处，于是顺手取走。

　　二贼出来时，正好遇到杨埙，由此露了面目。杨埙只关注女贼人也就是紫苏身上的扇子来自何处，男女贼人愕然之下，不知杨氏来历，亦未当场痛下杀手。但后来二人大概暗中跟踪打听过杨埙，知道了杨氏亦算是官府中人。二贼因为郑和宝图尚未到手，须得继续留在京师，而杨埙是唯一一个看到二人真面目的证人，于是决意杀他灭口。

　　不想后来在蒋骨扇铺出了变故，先有藏身那里的李惜儿舍命相搏，后有锦衣卫校尉逯杲及京营将校蒋鸣军陆续赶来，贼人一时不能得手，便及时退走。

　　二人既彻底露了形容，料想必遭全城通缉，只能先行离开京师，或是暗中蛰伏下来，等风声过后再作打算。但兵部丢失了《军资总会》这等机密文书，必会穷追不舍，于是二人决意舍车保帅，有意将书卷投入蒋骨扇铺后院，装出无意中失落的样子。这一招，亦成功瞒天过海，骗过了所有人。兵部因追回机密文卷，不久又因边防警报连连，果然不再追查此案。

　　二贼之后销声匿迹，但应该并未离开北京，能在处处张贴有二人画像的京城中生存下来，也属不易。土木堡之变后，二人又不知如何跟郭信一党扯上了干系，捕捉并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