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体，底下的学生瞪圆了眼睛，连手里的窝头都忘了啃——这是新学里最寻常的一幕。

算学课上，算盘和铅笔摆在一起，学生们既要学珠算，又得练方程式，嘴里还念叨着“加速度等于力除以质量”。

生物实验室里更热闹，泡在福尔马林里的青蛙标本旁，摆着刚从田里挖来的麦苗，先生正教大家辨认根系的生长方向。

可这股新鲜劲儿到了南方就歇了火。

江南的学阀们聚在园林里，摇着折扇慢悠悠地品茗，听着手下汇报北方新学的“乱象”，嘴角撇得老高：“算学里掺什么西洋符号？生物课还要剖青蛙？简直是斯文扫地。”

有个年轻的学阀想替新学辩解，刚说“听说北方的学生现在能算出河水流量了”，就被长辈瞪回去：“那是工匠该干的活！咱们读书人，要学的是经史子集，是修身齐家——摆弄那些瓶瓶罐罐，成何体统？”

于是南方的学堂依旧循着老规矩，先生摇头晃脑讲着“之乎者也”，学生们趴在桌上昏昏欲睡。

偶尔有从北方跑亲戚回来的孩子，说漏了嘴，讲起北方学堂里用望远镜看月亮，立马就被捂住嘴：“不许胡说！那是‘奇技淫巧’，会带坏心性的！”

北方的风刮不到江南的园林，新学的课本也就暂时跨不过长江。

不过也有偷偷的变化——有学阀家的子弟，夜里会借着灯笼光，翻看从北方带回来的物理书；还有些先生，在讲经之余，会悄悄问学生：“听说北方的地里，用新法子种的麦子，一亩能多收两石？”

南北的天看着一样蓝，可学堂里的光景却差了个春秋。

只是那本被翻卷了角的物理书，在江南的暗夜里，正发出细碎的光——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不知道哪天，就会顶开石板，冒出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