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信中提到的那几家商号，名字和去秋积累的旧卷中的条目有重叠之处。汪直翻看旧档，把这两条信息记在簿子上，用炭笔在条目旁边画了一道短线作为记录，没有额外添注。那两封文书，也被夹进了书架中层那本旧册的末页，和先前记下的线索收在一处。

正月二十左右，通州码头那边有一批被暂扣的货箱送来了西厂。货箱上贴着宁波港的运单，单子上写的货物品类是，但箱内实际装的是细麻布和铁器，码得整齐密实。汪直让人把其中一只箱子的麻布掀开一角，布面之下，是几捆用油纸包裹的黑色粉末。检查的缇骑拆了其中一包——粉末的质地、颜色和气味都与之前查扣的火药配方样本相符，包裹方式和张泰商行地窖里发现的如出一辙。汪直没有当场下结论，只让人把货箱重新封好，编号、日期、来源登记在簿，送往通州码头仓库西侧的专用库房临时寄存，等后续有更完整的比对资料后再一并审阅。

正月将尽的时候，韦瑛有一日傍晚经过那间堆着杂物的偏房，门虚掩着，里面那只樟木箱和火枪还放在原来的位置，箱口朝上，封条完好。他经过时脚步没有停，也没有推门查看。后院地面上的雪已经化尽了，露出青砖本来的颜色，墙角那丛嫩竹在逐渐回升的气温中无声地舒展开更多叶片，像在用自己的进度丈量周围一切尚未闭合的线索。有些证据处在待查的状态，有些正在等待被重新起出来比对——这不是合拢，只是暂时停在明暗交界处，为下一轮翻查预留出足够的余地。

正月过后，灵济宫值房里的灯火恢复正常，案头陆续添了几本新册子。韦瑛把那批通州货箱的登记编号和物品明细誊入簿册，搁在书架中层靠右的位置，和旧案之间隔着那本蓝皮册子。簿册封面用端正的墨字标注着货箱的抵达日期，翻开来则是一个个按顺序排列的编号和对应的封存位置。此后几日，陆续有几封公函从通州那边送过来，封口处的日期一次比一次靠前，内容全是关于这些货箱在港时曾被借阅过的记录，附有借阅人的姓名和借阅理由。汪直翻完那几封公函后没有决定下一步处理，只将它们按日期归入对应的卷宗内。

二月初，张泰案的首批审录材料被刑部退回，附了一份简短的批语，说已存档备查，不再另议。汪直看过批语之后没有再做处理，将那份批语和其他审录材料一并收进了书架底层铁皮柜中靠近里侧的一格，与火枪和茶叶箱隔着一层木板。铁皮柜的锁扣在合拢时发出的声响比年前更顺畅了一些，大约是天气回暖后金属收缩率发生了变化。

锦衣卫那边在正月之后也保持沉默。朱骥没有再派人来灵济宫提审人或调阅卷宗，锦衣卫的校尉们经过西厂门口时也还是老样子，步伐和朝向都和往常没有两样，没有多余的停顿或绕行，街面上看不出什么异动。但私下里有人留意到，锦衣卫衙门原本挂在值房侧墙上的那幅城防图，被换了一幅同样的新图。原先那幅的边角卷了，换了一幅同样尺寸、同样比例、同样标注的城防图挂回原处。图上的内容一模一样，几乎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若说不同，便是新图上灵济宫三个字旁边的墨色比旧图略深一些，像是描过之后又晾了许久才挂上去的。

二月十五那日，汪直把书架中层那本旧册取出来重新翻了一遍，将其中几条标注与通州货箱的记录做了比对，确认几处日期和经手人的名字没有出入，便在旧册的页边空白处添了一行小注，注明与通州货箱档案中的记录相互符合。然后他把簿册放回书架中层，按原顺序归位，附上相应编号的标签，以免日后重新查找时混淆或漏掉。墙角那株竹子已经长出了第五片叶子，叶面朝南展开，在午后斜射进来的光线里泛着一层薄薄的绿意。西厂的日子还在继续，值房的灯亮到深夜，窗纸透出浅浅的暖光，城内的夜晚缓缓合拢，把白昼的尘埃和动静一并纳入第二天的晨光之中。

二月底，通州那批货箱的最终处理意见从刑部批复回来了。批文不长，大意是：所扣货箱暂由西厂代为保管，待查明全部源头后另行处置。批文的末尾盖了刑部的印，朱砂色在纸面上落得清晰端正。汪直把批文看了一遍，收进了书架底层的铁皮柜里，和那支火枪的查验记录搁在同一格。铁皮柜的盖子合上时，柜门内侧的挂钩上系着一截旧绳头，随着关闭的力度晃了一下又静止了。

三月初，灵济宫正门外那间干果铺的掌柜在门口新挂了一幅靛蓝布帘子。布帘裁得齐整，边角收得利落，大约是为了挡风，也可能是为了遮挡午后的日头。韦瑛路过时看了一眼那幅帘子，布面上没有字，也没有图案，挂在门框上方两侧的钉子上，被风吹得微微鼓起又落下。他看了一眼便走了，没有进店，袖口里还揣着一封刚到的公函。

那批暂扣的货箱后来没有再被提起。它们在库房里继续存放着，编号贴条没有撕去，封条完好，和之前一样靠在墙角，像一箱尚未写明最终去向的档案。邻近的货架偶尔被取用，那些箱子的位置便在四周物品的移动中始终未被挪动过。如果某一天需要重新检视，只需根据入库时的登记编号把对应的箱子从靠里的位置取出即可。

三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汪直在值房里把书架上的几件旧案重新翻了一遍，确认各卷的页码没有遗漏，并将通州那批货箱的记录单独收进了一只浅色木匣。那只木匣被放在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