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联系非常的隐秘，不会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大都是通过家人或者是其他的取道联系的。

苏天成的态度很是明确，辽东不能够出现任何的意外。后金鞑子的凶残是举人皆知的，而且在以前和朝廷的较量之中，吃了很大的亏，可以说内心的怨气达到了临界点，一旦辽东疏于防御，被后金鞑子找到了进攻的机会。甚至是进入到关内了，那么北方诸多地方的老百姓，将要遭遇到最为悲惨的命运，而且后金鞑子在辽东若是取得了胜利，必然会刺激到蒙古的部落，导致大同和宁夏一带，也出现危险，到时候就是全面崩溃的局面。

苏天成赞成的是采用比较和平的方式来改变现状，这一点在山东等地。包括南直隶，都完全表现出来了。

退一万步说，周延儒宁远苏天成做皇帝，也不愿意后金鞑子占领了京城。

苏天成与周延儒之间这种间接的联系，直接影响到了周延儒的态度。

史可法的态度也是一样的。

从南直隶直接到辽东，史可法很快适应了，他到辽东去的时候，局面还是很乐观的。也是较为平静的，后金鞑子不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可惜随着苏天成的造反，情况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后金鞑子开始蠢蠢欲动了。

史可法当然是做好了一切的准备，一度甚至准备关闭设在广宁的互市。

史可法也接到了苏天成的信函，来信的意思非常明确，必须要尽全力守住辽东。守住关宁锦防线，不能够给予后金鞑子任何的机会，否则就是大汉民族的千古罪人。

史可法当然明白这里面的意思，所以在被皇上召到京城的时候，坚决反对调动辽东边军。虽说辽东边军经过了扩充，总数接近三十万人了，但分布在广宁、西平堡、义州、黑山、大凌河城、锦州、宁远以及山海关等地，并非是那么的充裕，加之占领了辽东大部分的地方，不仅仅是城池里面需要驻军，诸多的堡垒里面也需要驻军。

按照皇上的意思，调动二十万大军，留下几万人固守辽东，那就等于是讲辽东拱手相让给后金鞑子了，辽东边军的素质参差不齐，后来招募的军士，包括不少的军户，素质只能够说是一般化，甚至不会比老百姓强多少的，好在有以前的老底子撑着，辽东边军的整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也正是因为这等强力的反对，令皇上犹豫了。

史可法在南直隶好些年的时间了，熟悉南直隶和浙江的情况，苏天成在南直隶的征伐，诸多的情况，他也从官吏和朋友的来信之中知道了，史可法根本就没有想到，苏天成能够如此轻易的剿灭三十余万的明军，拿下了那份大部分的地方，按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就算是辽东边军和大同边军联合起来了，也不一定能够与苏天成抗衡。

史可法更加清楚的事实就是，后金鞑子的残忍是出名的，早在天启年间，努尔哈赤带领后金鞑子在辽东征伐的时候，攻下来城池之后，将青壮劫掠一空，余下的老弱妇孺全部残杀，没有能够留下来一个活口，皇太极刚开始也是一样，只不过在大凌河之战之后，可能感觉到如此处理有些不妥，才稍微收敛一些了。

苏天成率领江宁营，将后金鞑子打的灰头土脸，甚至是剿杀了后金的亲王多铎，灭掉了八旗军之中的好几旗，这对于后金鞑子来说，是奇耻大辱，是憋不住的伤痛，一旦有机会了，后金鞑子会疯狂的反扑，加倍的发泄怨气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史可法格外的注意后金鞑子的一举一动，多尔衮的诸多举措，史可法都注意到了，他曾经给朝廷呈报奏折，禀报了后金鞑子的异动，可惜朝廷根本就关心不到辽东的事情，苏天成造反已经牵扯了朝廷全部的精力了。

史可法也直接给多尔衮写信了，明确的斥责多尔衮，后金已经向大明王朝俯首称臣了，还有人质在京城，为什么还在辽东有着很多不友好的举措，可惜史可法写去的信，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

史可法一怒之下，准备关闭广宁的互市，但手下的幕僚和军官都劝谏了，朝廷不是很安稳，这样的时候，后金鞑子正好想找到厮杀的借口和机会，若是后金鞑子因为关闭互市的源头，在辽东展开大规模的厮杀，朝廷就真的无法支撑了。

其实辽东的窘境已经开始出现了，因为苏天成的造反，朝廷的银两开始严重不足了，辽东和大同大规模的招募军士，需要军饷，朝廷是不可能拿出来那么多军饷的，刚开始还能够维持，可过了秋收季节，户部就开始叫苦了，这也难怪，富庶的南方都不上交赋税了，朝廷还怎么能够维持，目前最大的依靠，就是辽东的互市，以及靖边和安宁堡的互市了，其次就是陕西还能够足额的上缴赋税。

来到京城之后，史可法与王道直见面了，两人说到南方的局面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的，两人都在南直隶做过事情，史可法曾经是南直隶的兵部尚书，王道直曾经是应天府府尹，对于南方的情况都是非常熟悉的，但两人关于辽东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辽东是绝对不能够松懈的，否则京城将要遭遇到灭顶之灾。

两人对今后的前途，看法都是很悲观的，从实际情况来看，朝廷想要继续维持下去，难度太大了，刚刚成立的大晋王朝，在很多方面都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已经成为大晋皇帝的苏天成，只要做出来北进的决定，朝廷就危险了，京城也危险了，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辽东边军守住了关宁锦防线，还有什么意义。

到了那个时候，皇上要调遣辽东边军，恐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