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日本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在片山潜的领导下开始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农民也自发地组织起佃农农会，展开了减低租佃的斗争。

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为了扼杀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1910年日本政府捏造了所谓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逮捕了大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处死了上百人。

在残酷的镇压中，高层权贵们的气焰更加高涨，更加恣意地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来说，日本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普遍地长达12至14小时，甚至达到16小时，但工资收入却极端菲薄。1918年日本女工平均日工资只有4角8分，男工也不过9角2分；当时每升米的价格却为5角3分。甚至连极少的工资也不全额发给工人，工资中的一部分还常被各种罚金吞没了去。例如19141918年在纺织部门的工资中，罚金就占去了20到50。

农民的痛苦情况比工人还要多些。占有小片土地的农民不但要负担占收入30以上的重税，而且还要受资本家“剪刀差”用高价的工业成品，交换廉价的农产品和原料的剥削，因而不断失去土地，不得不流亡到城市或变为地主的佃户。至于向地主租赁土地的广大农民受的剥削更重，境况自然更为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农民啃树皮、吃草根已经不是新闻了，卖儿鬻女的更是到处可见。

因此在一战进行的期间，日本就爆发了一次规模浩大的“米骚动”。起因就是1919年6月，日本宣布增加向欧洲和非洲派军，消息传出后，米价就开始飞涨了。5月份的米每升的价格是1角6分，到了6月5日就涨到了3角8分，随后天天都在涨价，到了6月11日，米价涨到了每升5角5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日本经济结构，因为日本的经济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残余的结合。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面却因为国内保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剥削的苛酷、土地的零碎分割、技术的落后等等，使农业无法供给城市工业以充分的粮食和原料。再加上在战争期间，大量增加工厂规模，扩充军队数量和向欧洲派遣民夫，也造成了国内农村劳动力减少，导致了日本在1919年的粮食产量还战前还少，而另一方面，城市、军队等需要粮食的人口却大大增加了。

不过，其实认真算起来，日本当时虽然耗粮增加，粮食减产，但也并不缺粮，至少没缺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的花费都是由英法买单了，而他们也利用这笔丰厚的“卖命钱”从中国进口了不少粮食，仅仅是1918年，就从中国进口了730万吨粮食，1919年上半年又进口了420万吨。而当年日本的粮食缺口也不过300万吨不到。

前面说了，日本获得的战争红利并没有惠及下层屁民，权贵豪门和资本家地主们一直是靠着饥荒和战争来攫取新的利润。他们大做投机生意，米越不够，他们也就越囤积居奇。即使有着从中国进口的粮食，他们也同样宣称粮食不足，这米价自然也就扶摇直上了。

米价的暴涨，严重地威胁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不要说普通的工农，就连监狱的看守和城市里的警察，也有人控诉物价，特别是米价的高涨，无法生活下去。总之，米价的飞涨使原本就很苦逼的日本下层人民，更加过不下去了。日本广大人民都大声疾呼，要求立即制止地主、资本家的囤积居奇，迅速输入外米并降低米价。但是，日本政府是以保护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为第一天职的，是为权贵们服务的，它哪里会把屁民的要求放在心上。它反而说什么国民思想变坏了，必须普及宗教观念和发扬道德感等等。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让日本屁民们更加愤慨。这样，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就急剧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米骚动”就在这种斗争形势下爆发了。

这次群众暴动最初是从渔村妇女抢米为开端，各地一般也以抢米形式爆发，所以在日本历史上习惯地称为“米骚动”。

“米骚动”从抢米而发展到与地主、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与反动军警进行搏斗，而且在群众中公开提出“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这次群众暴动规模极大，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群众斗争的浪潮冲击了全日本四分之三的地区，包括了东京、大阪、京都等大都市在内的3府、32县，日本各阶层的人民约一千万人以上卷入了这个斗争。尤其使日本政府震惊的，是在吴港的暴动中，海军士兵也参加进去。其中有数名水兵站在前面指挥群众，怀里带着准备强迫米商承认以每升米2角2分出卖的保证书，袭击了米商和其他商店。

日本从中世纪以来，虽常有农民抢米暴动，但在封建割据局面之下，不过是局部性、地区性的事件。像这样震动全国的大发动，规模之大和时间之久，“米骚动”还是第一次。

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暴动，是真正的把日本政府吓尿了。面对着强大的人民革命运动，日本统治阶级一面采取伪善的手段，以天皇名义拨出300万日元“救济细民”，又让三井、三菱等财阀也拿出几百万日元，企图用这点小恩小惠来引诱群众脱离斗争。另一方面则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