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百姓以为救星到了，讽刺的是，在打死顾尧年、陆高等人的那天，尹继善和安宁共同临场监视。相信这事对苏州百姓的精神打击是残酷的，众目睽睽之下，这三十九人被活活打死，谁也无法救他们，在专制的天空下，皇帝的意志甚至大于天。

这一次，受伤的不只是尹继善，苏州的百姓全都受伤。他们发现，仁政也好，清官也好，全是靠不住的。

乾隆一向以爱民自居，但他爱民的前提是顺民，无条件地顺。百姓应该明白了，乾隆的爱民不是真爱，把爱改成统治二字更恰当。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事把乾隆说成是一个暴君，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维护统治出发。譬如乾隆在位期间，五次普免天下钱粮，相当于免掉全国一亿五千万两白银，他还三次免掉漕粮一千万石，这些做法在中国古代都是极为少见的，但这不代表乾隆爱民，只能说他深谙统治之术。与此相反，对于那些胆敢叛逆的刁民他也毫不手软，不是斩立决，就是凌迟处死。

取缔大乘教

领教了乾隆的“两手政策”（一手施恩，一手施威）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乾隆是如何对待民间那些秘密宗教的。对于皇帝来说，宗教只有两种，一种是正教，一种是邪教。所谓正教就是对统治有利，或者至少是无害的，所谓邪教则是祸害国家、危及社会稳定的宗教。

乾隆前期，天下虽然太平，但远远没有达到圣王统治下四海升平的境界，人民的反抗也一直没有消停过。这些反抗组织大多伪装成宗教形式，我们知道朱元璋就是依靠明教发家的，宗教是一种很有煽动性的组织，对乾纲独断的乾隆来说，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当时，比较流行的地下宗教有大乘教、罗教、宏阳教、收元教、长生道等，这些地下教派跟白莲教和明教有许多相似之处，组织严密，主张偏激，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其中，以大乘教的传播最为广泛，这个大乘教跟佛经原义中的大乘教完全是两码事。

乾隆十一年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密奏乾隆，妖人张保太的党徒流入贵州、四川，请求下令缉拿。张保太是云南大理鸡足山人，大乘教的创始人。康熙年间，张保太就开始在鸡足山上传教，自取法名“道岸”。康熙二十年，张保太创立大乘教，自称“西来教主”。张保太创立大乘教的时候，正值平定三藩之后，当时中原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纷纷渴望“明主”出现，所以说张保太从创教开始就是不怀好意的。

作为一个教主，张保太是成功的，他很快就把大乘教“发扬光大”，全国各地都有信徒。终于，他引起了雍正的注意。雍正八年，张保太被逮捕，本来是准备把张保太等人处以绞刑的。后来乾隆登基，天下大赦，张保太悔罪回乡，继续在暗地里从事传教活动。

乾隆六年，张保太西去，教主的职位由继子张晓接掌。不过，张保太的再传弟子刘奇能力更强，很快就取代张晓成为教主。刘奇当上教主后，以云南、贵州、四川为大本营，开始向全国蔓延渗透，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

张广泗上奏之时正逢大乘教呈燎原之势，这个奏章引起了乾隆高度的重视，他批示张广泗，对这种事一定要严惩不贷，尽快抓住祸首，永除祸患，胁从的人不要追究。

随后，乾隆下了九道谕旨，指示云南、贵州、四川、江苏、直隶、湖广、江南、江西、山西等地通缉大乘教的大小首领。云南总督张允随首先发力，逮捕了张晓和刘奇的徒弟刘钧、杨声等六个重要的人犯，张晓和刘钧被凌迟处死，杨声斩立决。

张广泗是取缔大乘教的发起人，办事更为卖力，他缉拿了张保太的弟弟张二郎。通过审讯从张二郎的口中得知大乘教的聚会时间和地点，结果将大乘教的一些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逮住了贵州大乘教的首领魏明琏。张广泗接着对魏明琏进行审问，得到了大乘教内部信息以及各地掌教人的资料。随后，张广泗上奏，其他的人都好抓，只有一个叫朱牛八的首领很难通缉，因为朱牛八显然不是真实姓名，牛八合起来是个朱，这个名字隐含着怀念朱明的深意，似有反清复明之意。

当时，朱牛八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朝中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大乘教可以算是白莲教的分支，而朱牛八似乎是白莲教的首领，在邪教的宣传中提到：“清朝气数已尽，四方正佛出自王门。胡人灭亡之后，何人登基？牛八原来是土星。”直接指明朱牛八是未来的皇帝。

朱牛八的线索一度中断，直到有一天，一个教徒来到四川巡抚衙门口，案情才有了突破。根据教徒胡恒的口供，朱牛八是贵州罗贡生家里的女婿。张广泗立即展开缉拿，可惜没有抓到此人，更蹊跷的是根据胡恒提供的信息，贵州仁怀县安罗里虽然有一家姓罗的，但这个人不是什么贡生，而且在这一带根本没有传教的痕迹。

四川巡抚纪山由于追查大乘教不力，多次受到乾隆的责骂，乾隆甚至骂自己没有知人之明，让纪山很没面子。其实，纪山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在四川时抓住了大乘教骨干129人，只是一些首领没有被抓住。后来，纪山加大追查力度，抓住了首领李奇和苏君贤。

各省搜捕大乘教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情况。北京虽然贵为帝都，大乘教的活动却非常猖獗，首领是一个叫吕斋婆的人。四川巡抚纪山审问刘奇时，刘奇不知道吕斋婆的情况。湖广总督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