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还需要承受官吏集团的层层盘剥，拿下一个项目往往有十几道手续，每盖一个章都必须出一次血。这些钱全在算在食盐的价格里了。

盐商固然有钱，但正因为有钱才树大招风。河工出什么问题了，让盐商捐钱；给皇上办贡品，让盐商出钱；哪里有灾害了，让盐商出钱；政府搞什么活动了，还要盐商出钱。盐商靠政府吃饭，敢说“不”字吗？盐商又不是银行，这些钱归根结底还是老百姓埋单，钱都存在于食盐的价格中。

私盐不用打点官府，不用盖章，不用办手续，所以利润更高。私盐之所以屡禁不绝，而且愈演愈烈，就在于有官僚背景。道光年间，私盐的销量已经大大超过官盐。陶澍任两江总督后，两淮的官盐每年只能销售额定的三分之一，欠下了几千万的盐税。这是摆在陶澍面前最大的一个问题，他要清除盐业弊端，必须进行改革。

两淮有淮北和淮南两大盐场，淮南的盐场规模最大，还能勉强应付开来；淮北盐场情况相对窘迫许多，欠下了太多的盐税，许多食盐卖不出去。如何改革呢？陶澍当然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不可能取消食盐垄断，只能从打击盐枭入手。

当时两淮最大的盐枭是黄玉林，这人是福建人，长得非常斯文，说话彬彬有礼，就像后来的青帮头目陈其美一样，一个典型的披着羊皮的狼。黄玉林为私盐贩子，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黄玉林表面是个商人，其实更像一个以经商为目的的黑社会头目。他手下有一支装备先进的武装力量，船只的装备不亚于军舰，船上装有大炮，船员们都有火枪。因为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他们的武器装备甚至比官军的还好。

有时候，盐枭的真正敌人还不是官兵，一方面是因为不少官员已经被他们收买，另一方面是他们武器先进，官兵们也不敢随便得罪他们。在官兵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盐枭们最大的敌人就是竞争对手了，也就是其他的一些盐枭。根据地域的不同，盐枭又分为不同的派别，譬如山东的侉子帮、安徽的捻子帮等，这些人都靠盐吃饭，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不同帮派的盐枭经常大打出手，互相厮杀，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

道光曾多次下令缉拿黄玉林，但黄玉林在官场有内线，所以官兵屡屡扑空。时间长了，黄玉林也越来越自大，越来越看不起官府。他甚至亲自登门造访衙门，让人递上自己的名片，衙门的人听说他来了，不但不欢天喜地感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反而吓得满头冒汗。

官员们只好接见黄玉林，用酒席招待他，吃饱喝足之后，黄玉林再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道光听说这事，非常生气，下令要把黄玉林处死。两江官员一听，急了，纷纷上书说黄玉林这个人不能处死，处死他会有很多弊端，并一一列出来，然后再列出留下黄玉林的种种好处。官员们普遍建议利用黄玉林打击盐枭，所谓以毒攻毒。

陶澍是一个异类，他坚决主张将黄玉林斩立决。两江的官员听到这个消息，个个惊恐不安。他们为啥惊恐？因为他们与黄玉林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不但拿了黄玉林的钱，而且已经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了。黄玉林如果供出他们的话，那就惨了。

陶澍是一个狠角色，他并不想把官场中的人得罪个遍，但是黄玉林必须得死，他不死的话就无法整顿盐业，无法起到警戒其他盐枭和不法官员的作用。

陶澍亲自监斩，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黄玉林这个不可一世的盐枭斩首。

改革岂能手软

杀黄玉林是陶澍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自己对犯罪行为绝不姑息。陶澍很清楚两淮盐业背后存在官商勾结的情况，但是他不会想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很多官员和盐枭是酒场上的朋友，有的还是儿女亲家，最可怕的是有的官员直接就是盐枭的股东之一。官商勾结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如果没有杀伐决断的气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认真分析问题后，陶澍觉得光是撤撤职，杀掉一两个官员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撤掉两淮的盐政，不要这个衙门了。撤掉以后，盐业由哪个部门管呢？陶澍说不用交给哪个部门，暂时由我代管。在当时的官场上，还有这样有气魄有胆识的人，真是少见。如果碰上了一个猜忌的皇帝，肯定会说这个人如此强出头，一定是想大权独揽，为自己牟利，甚至有不轨的企图。

撤掉一个衙门，等于是砸掉一大批官员的饭碗，改革僵化的体制，必然引起一些守旧派的不满。幸运的是，道光虽然平庸，但也急切希望把国家治理好，有了一个敢于担当的大臣，他懂得珍惜。他不仅没有怀疑，而且很高兴地答应了陶澍的一切要求。

改革盐业是一项重任，陶澍先从自己做起，率先废除陋规。当上两江总督后，他的养廉银每年增加了五千两，但他坚决不要，还不让其他官员拿。陶澍废除各种陋规，目的是压低官盐的价格，从而让老百姓买得起官盐。这是一个大的方针，通过这种价格竞争的方式，让官盐重新在市场中打开一片蓝天。

陶澍是明智的，他没有把暴力消灭盐枭当成最主要的手段，而是意识到必须先纠正不良的政策，当官盐的价格压到跟私盐差不多甚至更低时，不用动手，盐枭也混不下去了。

在盐业改革过程中，陶澍最担心的莫过于当今的太师曹振镛。曹振镛祖上就是靠卖盐起家，现在仍有不少亲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