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卡了壳。于是，“为民”其实首先就要让“民”能够为“官”——有动力、有途径、有程序参与到官府之事，真正的民意官意能够相互通达，然后才是有力的相互监督。

什么是真正的民意呢？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古时候蒙古人征战到某地，因为语言不通无法跟当地人沟通，就请了一个语言专家，正好一个和尚告状追债，债户收买此专家，把和尚的意愿改成自愿焚身，蒙古人表扬了和尚一通，就下令把和尚推到烈火里烧死（南宋李新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这肯定不是真正的民意，这是强奸民意。千百年来，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划分标准，那就是：那些喊的人很多，却始终得不到解决的，一般就是真正的民意，也是民意的主体，朝着这个目标去干事，肯定是没有错的。

但如此一来，为官者似乎就是“眼光向下”而不是盯着“上头”，皇上似乎也是与民治天下而不是与官僚集团治天下，无论是大事小情，都是真正地以民为本向民借力——那么“总督”还是原来的“总督”吗？“皇上”还是原来的“皇上”吗？都不是了，这是一套全新的、完全有别于过往的体制，需要自己去颠覆自己，需要对自秦始皇起千年传承已经僵化封闭得像铁桶一般的祖宗之法进行“破立”。

但很遗憾，慈禧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她并不会知道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朝野的变法共识，正是史无前例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本来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改革，却很快成为一场回到过去的政变与屠杀；她不会知道即使她“在位”的时间也只有几十年，时机错过就不再来，她的眼光只盯着宫廷内的“废立”，但她不知道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就是自己种下的苦果，所以即便是为了她自己，慈禧也没有真正长远的目光——这正是一个政客与大政治家的分水岭。

于是，慈禧还是那个慈禧，和过往的帝王没有差距，但也没有多少分别，她不得不把个人权力安全放在首位，凌驾于对国家、朝廷的考虑之上。当变法有利于巩固她的权力时，她支持变法；当变法可能要威胁她的权力时，她扼杀变法，她既不是“开明派”，也不是“保守派”，而是能在“开明”与“保守”之间转换自如，她经常反复无常、朝令夕改，风格似乎总是那么飘逸，这就是帝王心术深不可测的核心秘密——权力安全。

在支持洋务运动的同时，慈禧其实也在大力扶持清流派，让这些人像唐僧一样对洋务大臣指指点点。在终止戊戌变法之后，慈禧又甩开八旗，在军队领域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虽然武卫军是慈禧一手培育起来制衡端王集团的，但在慈禧的眼里，武卫军并不如此简单。

武卫军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端王集团掌控的禁旅八旗，在慈禧的眼里，它们不过相互制衡的力量（注意是“相互”）。禁旅八旗的存在，是武卫军存在的理由，而武卫军的存在，也是禁旅八旗存在的理由。一旦将来武卫军的力量发展到过分强大，打破与禁旅八旗相互制衡的平衡，武卫军同样要受到打压。

这就是这支军队真正的秘密和命运，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把武卫军的建立当作“大清又一次重要的军事制度改革”，从表面上来看，确实如此，它装备了新式武器，引进了新式训练方法，甚至采用了新的编制，是“近乎现代意义上的军队”。但当年的北洋舰队也是“无比新式”的，可它仍然是一支旧的军队：依附在专制皇权上的军队，无论表面如何“新”都很可能是换汤不换药——皇权需要你强大，但你又不能过分强大。

而党争之所以无法消灭，除了大臣们的争权夺利的因素，更是因为它正是皇权制造出来的，只有党争，慈禧才能凌驾于各派之上，左拉右打，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好吧，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用一句话来总结慈禧维持专制统治的核心秘密吧，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三个字——搞平衡，而且是内部搞平衡。朝廷的权力和武力（军队）都是因皇权而来，那么皇上只有平衡这些权力和武力，让他们相互算计，相互牵制，也相互制衡，这些权力才没有机会离皇权最近。永远的平衡有永远的稳定，永远的稳定有永远的安全。

平衡永远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因为皇上搞平衡的过程更是“人治式”的，全凭他的念头，对大臣们权力的制衡不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是想方设法给他们制造一个对手，关进他们对手的“笼子”。一旦他们的对手成为他们的朋友，那对于皇上来说麻烦就大了，所以宫廷里的党争和权斗只能是永无止境的。

现在看来，慈禧时不时疑神疑鬼，也是正常现象，几十年以来，慈禧风风雨雨都是这么过来的，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早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善于“搞平衡”的权谋高手。慈禧对收拾自己手底下的人还是多少有些信心的，她虽然一直在警惕权臣势力（比如过去的奕劻、李鸿章，现在的端王），但说到底慈禧最畏惧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一群比她还牛的人——洋人。

东交民巷的十一国公使

在北京内城离皇宫不远、紧挨正阳门（当时俗称“前门”）处，有一处专门是修建使馆的区域——东交民巷使馆区。这里有十一国使馆，和北京城里唯一的一座西式饭店——北京饭店。此外，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的宅子也坐落在使馆区内。

这十一国是：英、美、德、法、俄、日本、意大利、奥匈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