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太后大人来说，她只知道袁世凯去了山东，毓贤的去职多少有些委屈，于是她又搬出了“搞平衡”的那一招：按惯例赐毓贤一个“福”字，让他去山西当巡抚。

而端王集团也终于不用把希望寄托在谣言上了，在一次次造谣失败之后，他们找到了新的“外援”，终于不再把目光局限在皇宫内部，而是投向广袤的民间。有了接下来端王集团对团民的暗中扶植、幕后策应和帮助，官方出于党争需要的“灭洋”和民间出于利益诉求的“灭洋”捆绑在了一起；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合流了——这才是“义和团运动”的真相。

对于端王集团来说，他们是否就真的相信了团民的“刀枪不入”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团民能否真的能够“刀枪不入”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是一支对扫除废立障碍有帮助的生力军，一支对实现政治阴谋有帮助的生力军，也能够让追随者相信，端王集团已经找到了一个对付洋人的好办法，一支对抗洋人的庞大队伍——广大的团民能“刀枪不入”最好，即使不能，也要继续让更多的团民有“刀枪不入”的信念而不惧洋人，那会是多好的靶子啊。

启用这样的一支队伍，成本是很小的，比再去组建一支军队的成本小多了。几千年以来，所谓“发动群众”的成本是最小的，因为“群众”可以相互去发动。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很容易冷静，群体却反而很容易变得疯狂的根源。你需要做的只是要煽动他们原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如果不是对利益入侵的恐惧中迸发出来的恨，那就最好是能够唤起为激情去献身的壮怀激烈的爱——比如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

而义和团竟然可以连这两点都占了，他们是“恨洋人”的，但这种“恨”在骨子里也是对“洋”的恐惧，只要操纵这种恐惧，就能将它转化成可怕的破坏力量，就能形成针对“洋”的群体性恐怖；他们也是“爱大清”的，但这种“爱”并不是他们认为大清值得他们去爱，而正是因为对大清的失望才“扶清”，只要放大他们心中的这种期望（赶走洋人，大清就会变强，我们大家就会过好日子），就能带来神挡灭神佛挡灭佛的群体性疯狂——这难道不比单个人的“刀枪不入”更具利用价值么？

也就是说，在端王集团这样有政治阴谋的集团眼里，义和团的利用价值首先是作为“一个群体”“一支生力军”的利用价值，而不是某个武艺超群、刀枪不入的“大师兄”和团民。同样是朝廷的高官，同样是经历国门被洋枪洋炮轰开60年后，同样经历洋务运动30多年，不是汉党就天然嘲笑“刀枪不入”而端王集团天然就迷信“刀枪不入”。端王集团看中的，是这支队伍它能够为他们带来超过“刀枪不入”几倍、几十倍的疯狂！

端王集团以官府的幕后力量，不遗余力地去渲染“灭洋”，鼓动“爱国”。义和团原本的“灭洋”只是针对跟团民利益相关的传教士、教会，也只是在乡村活跃，而这对于端王集团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只去烧教堂、攻击教民和传教士怎么行呢？必须将“灭洋”符号化，去灭大清所有与“洋”有关的东西，比如铁路啊、火车啊、电报啊，等等。

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一年多以后，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死不瞑目的李鸿章大骂：“可恨毓贤误国至此！”然而，误国的又何止是毓贤？李鸿章只敢骂一个毓贤，不敢骂的有太多。

就是从这里开始，在经历赵三多的“维权版本”、朱红灯的“抢财版本”之后，“半官方版本”的义和团被捆绑上了朝廷党争、政治小集团的权力野心和权力斗争，从此再无回头路。团民们或许不知道，他们出于自保高喊的“扶清灭洋”，其实到头来还是需要被“清”扶——被大清某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权势集团扶。

从这一刻起，他们不仅将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将无法主宰义和团这个组织的命运，而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他们的“恨”（灭洋）会变味——从原来的利益诉求变为极端排外；“爱国”也会完全变味——从事实上说，洋人是欺辱了大清，损害了大清子民的某些正当利益，然而，爱国是没有错的，但被政治阴谋家利用的“爱国”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在某些时候，“爱国”不仅是许多流氓施暴者最后的庇护所，也是许多野心家最后的庇护所。

史料记载，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前后（公元1900年4月前后），正当袁世凯已在山东恢复“稳定”，山东的义和团归于沉寂之际，在直隶的义和团却经过几个月的发展，终于达到爆发式的高潮！大量团民似乎是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迅速遍布整个直隶，直隶不仅取代山东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中心，更是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远超过山东而成为了团民的天下，红头巾的海洋！从构成上看，他们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从山东境内过来的“老团”，一部分是与山东交界的直隶南部原有的团民，而更多的，则是新的团民，在1900年春新加入的团民。

义和团，起山东，

不到三月遍地红。

孩童个个拿起刀，

保国逞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