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更令慈禧震怒的是，那个无用的直隶总督裕禄动用了省内几乎全部能调动的淮军和练军，派出了一个总兵级别的人到山村处理动乱，仍然没能阻挡住拳民前进。很显然，高洛村事件就充分表明裕禄是镇不住直隶局势的，他是无法去阻截端王集团和拳民大军的，在裕禄同志不行的时候，朝廷中应该要顶上的是另外一个人——荣禄。

这不仅只是因为荣禄大人本来就是慈禧手中对付端王集团的牌，就拿荣禄在朝廷的职务来说，阻截端王集团和拳民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除了武卫军总统，荣禄还拥有的一项职权是“节制北洋各军”，而直隶淮军、练军和绿营正属于北洋军，荣禄对它们也有节制之权。当拳民在直隶闹得如火如荼时，如果荣禄大人硬气一点，即使他不调动武卫军，也是可以指挥调动直隶淮军、练军去阻截平乱的。他是朝廷的人，是慈禧身边的人，有他出面，一定比裕禄同志有苦难言的效果好。

但这一次，慈禧发现不能继续指望她这位好心腹了。咦，荣禄哪里去了？

荣禄大人——病了。

从3月30日（农历二月三十壬寅日）起，荣禄就开始请病假，然后竟然以“请假”“续假”的方式，连续请假两个月！朝中重臣连续两个月没有上班，这是很不正常的，估计是荣禄怕别人也不信，于是他专门在“官报”（《京报》）上登载了他的病情——“手足之疾，不能动转”。严重，十分严重，这是说别提有力气上班了，提裤子都没力啊。

当时的官报只负责照章抄录官员和官方的消息，并不负责向公众核实，所以上面的消息是虚虚实实，不信你就上当了，全信你就迷茫了，那么荣禄大人究竟有没有病？是不是恰巧就在此时生病？会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这个很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而从种种表现上来看，荣禄大人生的是历史上最神奇的一种病，这种病可以想痊愈立马就痊愈，想严重立马就严重——政治病。

毫无疑问，“立大阿哥”事件已经让端王集团吃了个哑巴亏，但是，向端王集团的妥协也并不是立一个“大阿哥”就能搞定的，而恰恰也是因为溥儁被立为“大阿哥”之后，端王一伙在满人和八旗中影响也更大，他们趁势又扩充军政势力。当然，这种势力都是在他们的大本营——禁旅八旗中扩张的。比如载澜管理了西山健锐营，载瀛管理了内务府御鸟枪处（鸟枪也是枪）并统领镶黄旗护军，载勋统领正蓝旗汉军，崇绮和启秀分别统领正红旗汉军和镶白旗满洲，就连端王本人也把手伸向了宗人府，成为宗人府右宗正，与同时兼任宗人府左宗人的载勋一起控制了宗人府。

也就是说，除了掌控禁旅八旗，皇帝的“家事”也是端王集团控制的，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有了义和拳这个强大的生力军外援。而在荣禄这边，他还是形单影只，奕劻是不能过多地“惊动”的，一有危险你也惊不动他，李鸿章远在两广，对朝廷里很多的事情都鞭长莫及，张之洞一直很聪明，一旦嗅出形势不妙就把头缩回去，刘坤一已经当过一回枪头，不可能再出头，袁世凯在军事上很强，对于朝廷来说在政治上还未入流（连总督都不是）。拿什么去与端王集团硬碰硬？他们已经拿出了与几万拳民内外呼应、背水一战的架势，这次肯定也是没有什么折中办法可以想的了。

既然无法做到阻截端王集团，那就只有不做，这倒不只是怕了端王他们，荣禄军政双跨，既是武卫军统领又在朝中有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头衔的政治地位，端王他们也会小心对付的。但在朝廷里政治斗争的敏感时期，惹不起一定要躲得起，一定要消除慈禧对你是否已经倒向端王集团的怀疑。如果你明明阻截不住，却偏偏还在那里“阻截”，久而久之，领导看到的不是你的努力和苦劳，而是会产生对你的怀疑，千万不要想着皇帝领导现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去给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下（“不为激情去献身”），如果我不表现，就会失去他的信任——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

自从被慈禧绑上她的战车之后，荣禄必须时时刻刻把眼睛盯着对手端王集团，但更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慈禧，心里想着慈禧。这种“想”不是某些野史八卦小说里的与慈禧的男女生活作风问题，而是真正站在她的立场，时刻从她的角度出发，以她的权力安全为核心考虑问题，什么叫“更加”呢？就是你可以一时忘记你的对手，但一定要记得你的领导！

因为她是“帝王”，而你自己也是权臣，尤其是军权在握的权臣。

这就是荣禄“官做得越大，胆子却越小”的真正涵义，也是“在官场如何学会自保”的真正涵义，多年的官场沉浮，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血泪教训累积起来的政治经验。历史上很多的大臣都跟荣禄得过相似的“病”，他们的基本病因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怕对手打压自己，更怕领导怀疑自己！

荣禄病了，请假了，不能为老太太公开冲锋陷阵了，慈禧当然会想办法“请”他出山或者逼他出山。但在这之前，慈禧必须亲自来处理义和拳这个棘手的问题，山东有小袁在基本能放心了，主要就是直隶。

“禁”和“剿”——慈禧对待义和拳的根本态度

前面我们说过，慈禧对待义和拳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和她处理其他重大问题一样——是以权力安全为核心考虑的。现在，是时候来详细了解慈禧对待义和拳的根本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