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动武，不仅是没有违反不得“衅自我开”的铁律，我将来不会追究你，不会拿你当替罪羊，更重要的是，你更不用顾虑北京这边。中军已“认真保护”使馆区的意思也就是已经“控制住”了使馆，到了更紧急的时候还能给你“人质”上的帮助，你怕什么？大胆地干吧！在天津为北京设一道安全的屏障！

看来，自1860年以来，如何解决“怯战”问题，是每次战前的核心问题。

慈禧的布局已经完成了，从慈禧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完美，而慈禧不知道的是，她的布局要能变成现实，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许景澄和那桐能够出城。

大敌当前，两派仍在为利益而争斗

6月16日，内城已经涌满了拳民，看来慈禧派出去的那些巡街王爷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拳民们来到了前门大栅栏——这里是内城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

拳民们来到这里，自然是此处“洋店”很多，正待点火。

他们准备烧掉一家西药房，招牌名：老德记。周围有围观群众若干，邻家的店铺准备去找水桶、脸盆救火，避免被大火波及，而拳民告诉他们：你们不用怕，我们的法术可以让这火只烧洋人的东西！

悲剧发生了。大火迅速蔓延，先是延烧至广德楼茶园，然后是旁边的钱庄、当铺、饭店、酒楼、茶馆、澡堂、妓院和民房等，包括著名绸布品牌“瑞蚨祥”店面、著名中药品牌“同仁堂”店面、著名布鞋品牌“内联升”店面，尽数被毁；大栅栏以东的珠宝市，是京城专门熔铸元宝和银锭的炉房汇集地，20多家炉房毁于一旦（“焚正阳门外四千余家，其地皆富商所萃聚，京师二百数十年菁华扫地尽矣，毁及城阙，火三日不息。”）。

炉房停业了，钱庄周转就不方便了，第二天（6月17日）京城四家最大的钱庄“四恒”（恒利、恒和、恒兴、恒源）不得不同时歇业，而钱庄歇业，又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刚刚成为署顺天府尹的陈夔龙被慈禧紧急召进宫商讨办法。

慈禧对他说：“我本来是要让步军统领衙门来办理这事儿的，不想他们推脱这是顺天府的事儿，你看咋办？”（“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他与四恒颇有往来，又系地面衙门，容易为力，讵彼只有叩头，诿为顺天府之事。”）

陈夔龙的办法是：“四恒并不是没有钱，只不过为炉房所累，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们，从速开市，免得穷民受苦。”

当然，陈夔龙所说的“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们”，并不是由官府出钱，而是处理这类问题的传统手法：由官府出面向当铺摊派——“京师城厢内外，当铺约一百十余家，均系殷实股东，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共有一百十余万，可救暂时四恒之急！”

慈禧觉得这个办法好，吩咐陈夔龙赶紧去办。

陈夔龙出宫后，刚毅大人在等着他。刚毅对陈夔龙的态度很亲切：“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我谓非君不办。但奉托一言：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至嘱！至嘱！”（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刚毅大人为什么要保护当铺业？原因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

当铺业是大清最为暴利的行业之一，而暴利的原因倒不只是因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钱庄是富人的当铺”（胡雪岩语），暴利是另外一个原因——低税。

1898年之前，朝廷对每家当铺的年征税很可观——5两银子。1898年之后年税虽然涨到50两，但和巨额利润相比仍然是九牛一毛。多年以来，这个不合理的征税现象是朝中各路言官、御史弹劾的热点问题，希望推动当铺行业征税问题改革，但这样的折子一律遭到否决，没人清楚原因。

根据公开的史料，刚毅同志在北京的当铺至少有三处，而投资在这个红利产业中的其他大臣还有很多。于是，尽管这是一次向端王集团追责的好机会，但是，荣禄怕了，他怕得罪端王集团，也怕得罪其他什么大臣，更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比如步军统领崇礼是不想管、不敢管还是不能管？这都是很有问题的，背后的靠山荣禄大人要息事宁人，陈夔龙自然也只好不“牵累当铺”了，最后是内务府和户部各出库银50万两。

这就是近代经济史上的“佳话”——宁愿动用“官银”，也不强行向“民间”的当铺摊派，这简直是“初步的市场经济意识”。只可惜，红利产业其实跟“民间”关系并不大，大清的经济问题，时常也是政治问题。

对于陈夔龙来说，他是很气愤的，刚刚和慈禧太后商量好的事情，刚毅竟然在宫门口就对他提出了警告，而他这个署顺天府府尹还不得不遵办！而这还不是端王集团最无法无天的事情。

6月17日，参加完第一次御前会议的许景澄和那桐奉慈禧之命开始出城，城里很乱，他们走得小心翼翼，然而他们刚走到永定门附近，就被周围“闻讯赶来”的拳民们给揍了回来！

面对义和拳，许景澄和那桐自然不会蠢到说他们是去跟洋人“求和”的，那么御前会议上决定的机密，拳民到底是如何知晓和“闻讯赶来”的，这个恐怕只有端王集团的人知道了。反正几天前洋人派出去迎接西摩尔军的人出不了城，而现在，慈禧自己派出的大臣也出不了城，慈禧肯定会怀疑这个朝廷还是不是由她当家。

是的，这就是大清，只不过不是200多年前锐意进取、朝气蓬勃、努力奋发的大清，而是正在急剧下坠的大清。八旗子弟就是很好的证明。2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