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货行”——统称为“广州十三行”。这是全大清唯一的外贸中转地，它们是“半官半私”性质的，作风却是衙门式的官僚，管理十分混乱，英国希望清国可以先开放一个或者几个沿海城市作为真正的通商口岸，有钱大家赚嘛。

西方来的使节在私底下是被大臣们称作“鬼使”的，那么天朝的使节呢，自然就是“神差”了。已经83岁的乾隆就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鬼使”马嘎尔尼一行，礼部的官员坚持要马嘎尔尼像其他国家来天朝“朝贡”的使节一样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马嘎尔尼坚持只能像他谒见英王时那样行单膝下跪、吻手礼的礼仪。于是，这场接见不欢而散，乾隆交代：大清怀柔四海，就不要治这些不懂礼仪的夷人的罪了，把他们从广州送回国了事。至于马嘎尔尼带来的大英帝国的通商请求，在乾隆和朝中所有大臣看来，大清地大物博，所有的“通商”都不过是给那些前来讨要东西的夷人的恩惠。但是，马嘎尔尼“不讲礼仪”，乾隆皇帝心情不好，大清现在不想给这种恩惠，所以这桩“小事”就被顺便拒绝了。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次接见中，发生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礼仪之争”，对于大清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不仅皇帝和大臣们认为正常，大清所有的人们也都认为正常。

马嘎尔尼的使团失望地离开了承德，他们从北京坐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当然，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身边总是少不了大清官员“热情陪同”，看来大清对自己也不是那么自信，马嘎尔尼暗中吩咐身边的人：趁南下之机暗中观察和了解清国社会，为将来收集情报。

马嘎尔尼首先发现，他在运河沿岸接触到的百姓，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机械的表情”，看上去他们并不“幸福”，这和传言中所谓的“乾隆盛世”相去甚远。而马嘎尔尼的侍童、12岁的小孩子乔治?斯当东也敏锐地发现：虽然京杭大运河比欧洲所有的运河都宏伟和历史悠久，但当使团里的人试图和大清官员讨论最新水利技术时，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并认为任何变革的打算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罪的。”斯当东记录道。

出于小孩子独有的敏锐眼光，斯当东在乘船途中发现了两种房子，一种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一种是高大的有油漆装饰的深宅大院，“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但这里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大清的贫富差距之大，为世所罕见。斯当东还发现了沿途的很多乞丐和外乡流浪汉，究其原因，他们都是有冤无处诉的人，“朝廷关心社会安宁稳定，而很少考虑对个人人身安全的保障，那些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当地官吏的淫威之下，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

大概受了这次旅途的刺激，回到英国长大后的斯当东写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并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翻译出英文版的《大清律》，于1810年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是了解大清这个封闭国家的重要窗口，然而，所有人在研读后都失望了，“大清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干涉个人的行为，大清尚未达到社会普遍发展的某个阶段”，就连严谨的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都在参阅了其他资料后得出结论：“那里的人们从根本上就会缺乏独立性和个性，因为无论法律、道德，还是学问都不是在心里内在性地接受，而是被外在的力量所规定，然后被动地接受。”（黑格尔：《历史哲学》）

使团的一位副使约翰?巴罗观察了官员和“上流社会”的生活：“朝廷的每个高级官员根据其经济状况和对女色喜好的程度，有6个、8个或10个妻子，广州的商人妻妾成群。我们今天知道清国有钱人家的私生活，就是变着花样集体戏耍。”

综合这样的实地见闻，马嘎尔尼等人对所谓的“乾隆盛世”充满着不解与不屑。马嘎尔尼首先认为大清需要的是思想开放、决心大胆地同旧传统决裂的皇帝，清国人民才会迅速融入世界潮流，清国的变革事业才会大步前进。而根据与乾隆帝的短暂接触，发现他与过去那些无所作为的君王并没有多少区别，他意气盛旺、自负心极强但实际所见不远，这样的“大清盛世”就像是一个脸上扑着厚厚脂粉的华丽老妇人，远望可人，而只要灯越亮这张脸就越可怕，并且表层下的东西在迅速腐烂。

而清国的官员、百姓的自私、冷漠、麻木、无力，用一个准确的词语来形容就是——全民腐败。船队在运河中航行时，旁边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他们的小船，英国船员要求停船救人，而大清的官员和船员根本不理睬地继续航行，这与使团在菲律宾、槟榔屿等地方见到的海外清国人是完全不同的。那些人给人的印象是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人们却是另外一副模样，他们很怕官，在官员不在的场合，他们的表情十分正常，“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儿……人的尊严的概念被巧妙地消灭于无形。”（约翰?巴罗）

马嘎尔尼预计了将来大英帝国和清国之间的贸易冲突给大清带来的严重后果：分崩离析。“如果清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