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变故地消息被牢牢封锁住了，很多大臣并不清楚其中内情。朝堂之上，皇帝依然若无其事，而重臣们却围绕着机构改革展开了多方博弈。

按照规制方案，礼部将改设成典礼院，成为专管朝廷坛庙、陵寝之礼乐及制造、典守事宜。掌修明礼乐、更定章制地机关。下设总务厅及礼制、祠祭、奉常、精膳四署。厅设厅长1人，下辖簿正、典簿、司库、佥事、录事等员。这是改制方案中遭遇阻力较多的一个内容，因为礼部不但在传统六部中占有礼仪性的地位，更在儒家传统中具有济世性、规制性地权力。改建成典礼院后。表面上看地位隆高，突兀与其他传统各部。但实际上也丧失了政府序列传统，成为仪式机关——这对保守派的打击尤重。

但在张之洞、孙家相继逝世后，保守派人物已失去主心骨，剩余人物提出的反对意见既不为皇帝所采纳，亦为开明大臣所反对，廷议结果以相对多数通过。

都察院改为监察院除名称有所变化外，其职责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反因皇帝重视而扩大了权限。军机重臣中岑春煊专掌监察，与一班御史同声意气，隐然成为他们的领头人物，他强硬的态度已为监察院奠定了基调。官屠现在炙手可热，再加刚刚对那桐下手，即便有人有意反对，也要掂量一下自己是否能够经得起言官群体和官屠的冲击，自然是一片赞同。

翰林院地改组其实也是迫不得已，自科举制度废除后，严格意义上说来旧式的进士出身已经停止，当是后继无人，翰林都无法再有，再继续保留翰林院便颇有点慢性自杀的讽刺。虽然这几年朝廷已陆续授予一些从外国留学回国人员以进士称号，如农科进士、法科进士等，但新进士和老进士之间本就不是一张皮，自然扯不到一起，硬要维持翰林院的架构，却是自欺欺人。改成政学院后将主要吸收诸如宪政编修馆等新式参谋机构，而旧式的科举进士反倒要跳出翰林院，进入监察院、典礼院乃至其余各部任职，这对他们摆脱坐冷板凳的命运也是一大契机。一大群心比天高的翰林早已摩拳擦掌，等着在随后的高等文官考试中一展身手，群情如此，重臣自然是心照不宣地予以赞成。

唯独钦天监最为兴高采烈，改成帝国科学院后，原本只是五品地衙门一下子变成了正三品，虽然林广宇已明确表态院长可能会聘请洋人主持，但至少钦天监诸人的地位只会提升不会下降。钦天监本来就有与西洋合作的历史，汤若望等人亦流传有一段佳话。钦天监也是这个时代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与西方差距最小的学科虽然在纯粹天体力学理论方面华人毫无建树，但在观测资料地完整性与历法执行的严谨性上，中国所采用地体制已较为完善，比起欧洲大国只稍微差一点，重大区别主要在于名词解释的不同表述上，以他们为主体建设帝国科学院自然恰当不过。

议程进行的很顺利，众人面上一团和气，除偶有几个迂腐之人跳出来说三道四外，其余大臣均对方案表示理解。

但岑春煊知道，接下来的事情可就没那么一团和气了，指不定是刀光剑影的局面，让人仿佛又回到了丁末年，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掌握了最终杀器。

在他心里，已充满了莫名的憧憬与期望，一种决战前的期待，一种热血沸腾的激昂，或许，该是亲手为旧时代送葬了……第三次机遇 第二卷 席卷大江南北 第九十七章 图穷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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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章 最后关头

圣殿之上，林广宇雄踞龙椅，道：“既众卿大都以为此可为，朕便准了，即行下诏行事，倘若有所不足，也属事之常理，今后可酌情加以改良，以便日臻完善。”

维新元年以来，皇帝一直将“大权统于朝廷，万机决于众议”的口号挂在嘴边，在做出任何重大决策前都要听取臣下意见，极少有不经质询、直接下诏的行为，更没有不顾臣下反对声浪而强行下旨的举动。这种表现与戌戌年维新时期那不到100里皇帝连篇累牍地下发圣旨相比，不但政治手段更见高明，贯彻落实也相对顺利。圣旨虽然少了，但决策效率提高后决策效果比起原来反而大有改观。

当然，众议如何议法是一个可堪回味的过程。在尺度把握上，林广宇巧妙发挥皇权的杠杆优势，利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效。公议方法甚多，第一种便是私下沟通，先在几大重臣要员间达成一致，所需决策此时实际已经通过，朝议无非是走个过场，自然皆大欢喜。

第二种是巧妙设定参与人群范围，在私下沟通要达成一致有困难的前提下，皇帝有意识地扩大或缩小参与人群范围，即增加对议案持支持观点的大臣出席，减少持反对态度的大臣出席，以达到控制众议人群的目的，保证议案获得较高的支持比例以造成既成事实。

第三种却是拘羁和牵制，明知道某位大员不支持某个观点，且又非出席不可。就要用上这个办法。分拆邮传部就可见一斑。那桐作为尚书肯定不会同意，奕劻必然也持反对意见，林广宇便命令徐世昌先用“不管怎么改。你那桐肯定是邮传部尚书”的大话稳住两人，然后用端方将那桐弄进颐和园。那桐既不在，面对岑春煊咄咄逼人的威胁，奕劻势必集中精力招架这波攻势，在邮传部分拆与否这样地小事上自然只能予以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