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阁成员名单中看出朝廷施政的用意，光是平常时期“皇族和军人不得为相”这一条，便让很多人看好九年立宪的前景。

新政方面，通过两开的购并、招商局的整顿、汉冶萍公司的扩充和调整，整个新政呈现一种蓬勃向上的生机，影响十分深远，更要紧的是，林广宇的一系列做法让民众相信朝廷鼓励商办、鼓励发展民族实业的努力是真诚的，尤其是引进德国的技术、资金、人才、机器等要素后，民间愈发觉得有大干一场的冲动，由于产业政策千头万绪，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政策或许会有所变形、走样。但基于对事务复杂性的理解，宽容地舆论依然为之叫好――洋务运动三十年都没能搞好地东西，确实不能奢望在一夕间便可得到扭转。

而且即便是武昌变乱的事情。朝廷依然得分不少。这场变乱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林广宇经过周密部署，最终依靠了禁卫军将这股历次以来风波最大、涉及革命党最多、局势最为危急地革命打压了下去，不但显示了朝廷武力的强悍，更表明了中央对于地方政权的掌控力度。

在举事过程中，经过《帝国日报》连篇累牍的宣传。远距离革命家的名声再一次为舆论所提起，起码在他们看来，湖北新军的闹事完全是因为少数革命党煽动地结果，而革命党煽动新军开始闹革命时，自己却脚底抹油溜了――组织武装叛乱的几个重要头目一个也不曾落入法网。

另外，在善后过程中，朝廷动用了大量银钱，采用给丧葬费、帮助新建新房、准予豁免今后几年赋税等形式抚恤民间。破天荒第一次对民间进行了抚恤，明确表达了民众是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见，虽然善后的银子还是在湖北方面那500两银子里开支，但起码彰显了朝廷的名声和大义。对锡良这样一个新上任的总督而言，在湖北进行各项工作也顺利了许多。

原本对革命还心驰神往的部分青年在目睹武昌城几乎毁于战火的现实后。产生了种种疑问――以如此巨大地代价搞革命，后果不能保证，秩序却已然全部破坏，果真是民心所向？至少，武昌城的无辜平民不会如此认为，平素巡防营军纪再败坏，腐败官僚再甚，也不会有如此家破人亡的局面。

正是由于在这三层主要工作方面取得了卓越地位，朝廷威信离开了自辛后一直向下的下降通道而开始走出了出来，形成了一个显著地上升过程。通过对直隶、湖北、江苏各省主要官员的调整，朝廷对于地方地掌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