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无足轻重，一个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人就有机会「进行真正个人的活动」。希特勒再三思考他能够「给这个任务」干些什么。

我不名一文，没有收入，这一点在我看来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较困难的则是，我是个无名之辈，侥幸活着或者死去，连最近的邻人也不会加以注意。此外，还有由于我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的困难。

经过了两天伤尽脑筋的思考以后，我终于决定我必须采取这一步骤。

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

这个微不足道的政党有两个成员值得在这里一提。他们日后证明对希特勒的崛起是很重要的。在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部工作的恩斯特·罗姆上尉在希特勒之前参加了这个党。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壮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脸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一九一四年给子弹打掉了，他生性爱好政治，有天赋组织能力，像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十一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像大多数正规军官，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他是一个狠毒、无情、猛干的人，不过也像许多早期纳粹党人一样，是个有相公癖的人。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打手，后来扩建成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一九三四年他被希特勒处决为止，罗姆不仅给这个新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伐利亚的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有时甚至是支持。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永远不能够得到真正开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伐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狄特里希·埃卡特比希特勒大二十一岁，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机智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翻译过易卜生的《派尔·金特》（《PeerGent》），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海登的材料，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来当演员。他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故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的艺术家荟集的施瓦勃林区的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群钦慕者前面，宣传亚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大人，推翻柏林的「猪猡」。

「我们需要一个头子，」当时在慕尼黑工作的新闻记者海登引述埃卡特一九一九年对勃伦纳赛尔酒馆的常客作的演讲说，「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这样我们就能吸引妇女。」

这个酗酒的诗人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事情吗？他在德国工人党内成了这个新起的年轻人的亲密顾问，借书给他阅读，帮助他提高他的德文——文字的和口头的——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广大朋友，其中不仅有愿意出钱捐助该党经费和维持希特勒生活的阔佬，而且有像鲁道夫·赫斯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的未来助手。希特勒对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没有减退过，《我的奋斗》中最后一句话就是表示对这位古怪的导师的感激：他是——希特勒在该书的结尾中说——「最优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后在他的行动中，一生致力于唤起我国人民」。

创建国家社会党的人就是这么一批无奇不有的失常的怪物，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开始形成一个在十三年内将席卷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为德国建立第三帝国的运动。思想混乱的锁匠德莱克斯勒提供了一个核心，酗酒的诗人埃卡特提供了一部分「精神上的」基础，经济学怪人弗德尔提供了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有相公痹的罗姆提供了陆军和退伍军人的支持，至于将一个原来不过是酒馆小房间里的辩论会的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政党，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现在就落在这个年纪不满三十一岁、以前完全默默无闻的流浪汉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了。

自从在维也纳挨饿的日子以来在他心中沸腾的各种各样思想现在都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路，迄今为止他的性格上的一直看不出来的内在精力现在开始迸发出来了。他促使他们原来是缩手缩脚的委员会开始组织规模较大的集会。他亲手在打字机上打请帖，发请帖。后来他说起，有一次，他发出了八十份请帖以后，「我们坐着等待客人们来临。一个小时后，『主席』不得不宣布『开会』。一共仍旧只有七个人，我们自己的七个人」。但是他并不气馁。他用油印办法增加了请帖的数目。他筹到了一些钱在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开会的通知。他说，「这次成功简直是惊人的。出席的有一百一十一个人」。原来预定希特勒在一位「慕尼黑教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