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兴登堡书面回答埃伯特前一天，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碟：必须在六月二十四日以前接受和约。否则停战协议即告失效，协约国将「采取它们认为为实现它们的条件所必需的步骤」。

埃伯特再一次求救于格罗讷。如果最高统帅部认为军事上抵抗协约国有些微的成功可能，埃伯特答应设法使议会拒绝接受和约。但是他必须立刻得到一个答复。最后通碟规定的限期六月二十四日来到了。下午四点三十分的时候，内阁还在开会以求作出最后的决定。兴登堡和格罗讷再一次商量。「你同我一样明白，武装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年迈力衰的陆军元帅说。但是，正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斯巴一样，他当时没有勇气把无情的真相面告德皇，而把这件不愉快的任务交给了格罗讷，这一次他又不愿亲自把真相告诉共和国临时总统。他对格罗讷说：「你可以把答复告诉总统，同我去告诉没有什么两样。」再一次，这位将军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原来属于元帅的最后责任。虽然他也一定知道，他这样做最后将加倍地肯定在军官团面前成为替罪羊，他还是把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在电话中告诉了总统。

既然军队的领导人承担了责任——但是这一点在德国马上被忘怀了——国民议会就松了一口气，终于以绝大多数通过签订和约，这个决定通知克莱孟梭时，距离协约国最后通碟的限期只差十九分钟。四天以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和约在凡尔赛宫的明镜殿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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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从那一天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批准和约的共和国。从长远来说，陆军也不会接受——格罗讷将军是例外——虽然它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体，而且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最后决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尽管发生了十一月「革命」，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他们拥有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用来、而且实际上也的确是用来资助各个政党和从今起努力败坏共和国声誉的政治报纸。

和约的墨迹未干，陆军就已经开始规避和约的军事限制。由于社会党领袖的胆怯和短视，军官团不仅能够按照普鲁士原来的传统保持了陆军，这一点已见上述，而且还能够成为新德国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寿命不长的共和国的最后几天为止，陆军一直没有把它的命运押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上面。但是在十万新国防军的杰出创建者汉斯·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陆军为数虽少，却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最后终于达到了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要取决于军官团的意志的地步。

作为国中之国，它对全国政府保持独立地位。按照魏玛宪法，像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那样，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和议会。但是它却没有如此。军官团也没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绪。少数社会党领袖如谢德曼和格尔兹辛斯基主张将陆军「民主化」。他们看到了将陆军交还给有着极权主义、帝国主义老传统的军官的危险。但是他们不仅受到了将军们的有效反对，而且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以国防部长诺斯克为首的社会党同志的有效反对。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共和国部长公然大言不惭他说，他要恢复「军人对世界大战的骄傲记忆」。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时间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清洗司法系统是另一个致命错误。司法当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滥用法律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可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弗朗兹·L·纽曼说，「政治审判是德意志共和国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九二○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七百零五人提出叛国罪起诉，只有一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五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卢特维茨将军积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时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五年期间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只是因为他们在报上或演讲中揭露了或谴责了陆军不断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对于共和国支持者，无情地应用了叛国罪法律，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派，却不是无罪释放，就是只判以最轻的判决，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看到了。甚至暗杀凶犯，只要是属于右派，而被杀者属于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或者得到陆军军官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帮助，逃出法院的拘押，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只剩下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协助下，独力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了反对者的痛恨、咒骂，有时是子弹的袭击，这些反对者为数日众，决心日坚。「在人民的心中，」以《西方的衰亡》（《TheDeclineoftheWest》）一书声名鼓噪一时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叫嚷道，「魏玛宪法已注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年轻的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