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现代艺术都是退化的和无聊的。他在《我的奋斗》中曾就这个题目发过长篇大论，在他当政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清除」德国的「颓废」艺术，并企图代之以新的「日耳曼」艺术。约有六千五百幅现代绘画，不仅是像科科契加和格罗兹这类德国画家的作品，还有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和许多别的画家的作品，都从德国各博物馆里拿掉了。

代替它们的作品在一九三七年夏天进行了展览，当时希特勒在慕尼黑一个单调的拟古主义建筑物里正式主持了「德国艺术馆」的开幕。这个建筑物是他出主意设计的，他说它在建筑艺术上是「无与伦比和无法模仿的」。在纳粹艺术的这个第一次展览中，陈列了从一万五千幅应征作品中选出来的九百幅作品。这是作者在任何国家中没有看到过的最蹩脚的货色。希特勒亲自作了最后的选择。原来的评选团的主席是德国艺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他是一个平凡的画家。据当时跟希特勒在一起的一些党内同志说，希特勒对评选团所选的某些画极为恼火，他不但命令把这些画剔掉，而且用他的长统靴子在好几幅画上踢了一些洞。他在主持展览会开幕式的长篇讲演中说，「我早已下了决心，如果命运给予我们权力的话，（艺术鉴赏）这类问题是不用讨论的，要做的只是作出决定」。而他的确作出了决定。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发表的讲演中，他规定了纳粹党的「德国艺术」方针：

凡是不能被人了解、得用大量说明才能证明它们有权利存在、并且为那些欣赏那种愚蠢的或者自以为是的无聊货色的神经病者所接受的艺术作品，将不再能公然在德国民族之前陈列。任何人都不要存幻想！国家社会主义已着手使德国和我国人民清除所有那些危及它的生存和性格的影响——随着这个展览会的开幕，艺术上的神经错乱状态及其对我国人民在艺术上的玷污就告终了——

然而，至少还有一些德国人，特别是在德国的艺术中心慕尼黑，却宁愿受到艺术上的玷污。在这个城市的另外一个地方，在一所必须要经过狭窄的楼梯才能走到的破败的陈列室里，有一个「退化艺术」展览会，这是戈培尔博士为了让人民看看希特勒要保护他们免受玷污的那些作品而组织的。内容是些精选的现代绘画，有科科契加、夏高尔和表现主义派及印象主义派的作品。我去参观的那一天，我曾先到德国艺术馆去看了一下，因为地盘很大，走得气喘吁吁。而这个展览会的观众却拥挤不堪，等候入场的人从叽叽嘎嘎作响的楼梯一直列队排到街上。事实上，去看的人实在太多了，使戈培尔博士感到又是生气又是尴尬，于是很快就停止了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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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要在第三帝国当个编辑，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是「清白」的。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的德国报刊法使新闻事业成为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它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资格，属于亚利安血统，配偶不是犹太人。报刊法第十四条命令编辑们「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这一个命令如果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实施，正好会取缔德国的每个纳粹党编辑和出版物。它现在却开始清除那些不是纳粹党的或者不愿成为纳粹党的报刊和记者。

最先被迫停刊的报纸之一是《伏斯日报》。这家报纸创办于一七○四年，像腓德烈大王、莱辛和腊思瑙那样有名的人物过去都曾二百五十七为该报撰过稿。它已成为德国最主要的报纸，犹如伦敦的《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但是，它是一家自由主义的报纸，而且老板是由犹太人办的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它在连续发行了二百三十年后，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停刊。另一家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拖得稍微久一些，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停刊；虽然它的老板犹太人汉斯·拉克曼－莫斯在一九三三年春季就被迫出让了他在该报中的股份。德国的第三家自由主义大报《法兰克福日报》，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该报驻伦敦记者，亲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鲁道夫·寇彻尔，当了编辑，而且像保守的柏林《德意志总汇报》的编辑卡尔·西莱克斯一样——他也曾当过驻伦敦记者，获罗得奖学金，在牛津大学求过学，是个英国的热情崇拜者和自由主义者——为纳粹服务得很好，正像全国新闻发布官奥托·狄特里希一度说到以前的「反对派报纸」那样，其忠心程度，甚至常常「青出于蓝」。后面这三家报纸之所以能够幸存下去，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德国外交部的影响。外交部要这些国际上知名的报纸照常出版，来装幌子，以便在国外造成一个好印象。它们使纳粹德国既有体面，同时又帮它进行宣传。由于德国的各家报纸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