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还遭到侮辱、殴打和饿饭，常常因为缺衣、缺食、没有住所以致冻馁而死。

此外，在这些外国劳动力之外还有二百万战俘，其中至少有五十万人被分配到兵工厂和军火厂劳动。这种做法是公然违反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这两个公约都规定了不能用战俘从事这些劳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被强迫建筑工事、向前线运送军火、甚至被派去操纵高射炮的几十万战俘。德国人强迫战俘干这些工作，是对德国签过字的各种国际条约的又一违反。德国人把大批劳工运来，害得许多人家妻离子散，一家人流落在德国，天各一方。少年儿童中年岁稍大能做点工的，也逃不掉这个命运。甚至德国高级陆军将领也参与劫夺儿童的工作，把他们运回国来从事奴隶劳动。罗森堡的文件中有一份写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的备忘录，透露了在俄国占领区劫夺儿童的情况。

中央集团军打算抓四五万十岁到十四岁的少年——运到德国。这个方案原来是第九军团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将这批少年主要分配到德国各种行业当徒工——德国企业部门是十分欢迎这个办法的，因为它是解决徒工不足的重要措施。

这种办法不仅可以阻止敌人的兵力得到直接的增援，而且还可以削弱敌方人口增长的潜力。劫夺少年的行动计划有一个代号：「干草行动」。这份备忘录还说，莫德尔陆军元帅率领的乌克兰一北方集团军也在执行这一计划。

德国人抓劳工的办法最初还比较温和，后来却越来越恐怖。人们走出教堂或影院就被一把抓走了。特别在西欧，党卫队往往干脆把城市里的一段地区封锁起来，把身强力壮的男女全部抓走。为了同一目的，在乡村采用了包围全村进行搜捕的办法。在东欧，如果发生抗拒强迫劳动的命令的事情，就干脆烧掉整个村庄，把居民全都运走。在罗森堡的被缴获的文件中，就充满了德国方面的载有这类事件的报告。在波兰，至少有一个德国官员认为事情做得有点过火了。

（他在给总督弗朗克的报告中说道）在城乡各处，在街道、广场、车站，甚至在教堂，夜晚到住户家中，残酷地滥抓人，使得居民惶恐不安，达于极点。人人都处在危险中，不知何时何地会遭到警察突如其来的逮捕，被送到集中营，他们的家属谁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但是，把奴隶劳工抓来还不过是第一步。把劳工送到德国去的运输条件是够恶劣的。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一个叫古德凯尔希博士的人在给罗森堡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一份报告中叙述两列火车相遇时的情景：一列火车上满载着体力已经耗尽而遣送回国的东方劳工；在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附近遇到了岔道上另一列上面满载着「新召募来的」俄国工人的火车。他写道：由于回国的劳工乘坐的车厢里的死尸，很可能惹出一场大祸来——在这列火车里，有些妇女生了孩子，孩子在半路上就扔到窗口外面去了。有肺病和性病的人与大家坐在同一个车厢里。快要死的人躺在连稻草也没有铺的货车里；有一个死人被扔在铁路路基上。在其他开回去的火车上想必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

对东方劳工说来，这不是进入第三帝国的一个令人感到光明的前奏，但它至少使他们对即将面临的苦难的历程有所准备。等待着他们的是饥饿、鞭打、疾病、受冻，住的是没有炉子的房子，穿的是单薄而破烂的衣服。等待着他们的是成日成夜的劳动，什么时候身子撑持不住了，什么时候劳动才算完。

德国制造枪炮、坦克、弹药的规模巨大的克虏伯工厂是使用奴隶劳工的典型场所。克虏伯用了大批奴隶劳工，其中也包括俄国战俘。战时有一个时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有六百名犹太妇女被送到克虏伯工厂做工，她们「住在」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劳动营里。原来收容在这所劳动营里的是意大利战俘，他们已经迁走了。克虏伯工厂中为奴隶劳工看病的「高级医生」威廉·雅格博士，在纽伦堡所写的一份供词中叙述了他接任这项职务时所看到的情况。我头一次出诊时，看到这些妇女身上害着大块大块的脓疮和别的疾病。在我去以前她们至少已有两星期没有看到医生了——没有药品供应——她们没有鞋穿，光着脚走来走去。每人穿的仅有的一身衣服是麻袋缝成的，麻袋上开了几个口，让头和手臂伸出来。她们的头发都给剃了。营房四周围上铁丝网，由党卫队的警卫人员严密把守着。

劳动营中食物供应的数量很少，质量极坏。到营房走过一趟，没有不挨跳蚤咬的——我的两只手臂和别的地方就被咬起几块大疮——

雅格博士把这种情况报告克虏伯的董事们，甚至报告厂主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的私人医生，但是毫无效果。他所写的几份关于克虏伯工厂其他劳动营的报告，也没有能使情况得到丝毫改善。他在供词中提到，有几份报告，叙述的是住有俄国和波兰劳工的八个营房的情况：住的地方拥挤不堪，因而疾病丛生，而且缺少足以维持一个人活命的食物，缺少用水，缺少厕所。

东方工人的衣服也十分缺乏。他们不论劳动时或睡觉时穿的都是从东方来的时候穿的那一身衣服。他们几乎全都没有大衣，只得用毛毯当大衣御寒和挡雨。由于没有鞋穿，许多工人只得光着脚上工，甚至冬天也是如此——

卫生条件恶劣到了极点。在克拉麦普拉茨，一千二百个人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