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纳粹官员的态度是：「这些战俘死得越多，对我们越好。」

愚蠢不堪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个讲人道的纳粹分子，特别是对于俄国人。而我们知道，他是在俄国人那里长大的。但是，即使连他这样的人，也曾心有不忍。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致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的一封长信中，曾对俄国战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议。他写这封信，正是那年冬天苏联军队在莫斯科和罗斯托夫击退德军，反攻之势有如破竹的时候；德国人这时已经看出，他们想一举消灭俄国的一场赌博已经输定了，说不定要一输到底了；他们也已看出，在美国已经参加到俄国和英国一边而与德国为敌的今天，德国人很可能在这一场战争中被打败。情况如果真的如此，胜利方面是要追究他们的战争罪行的。

（罗森堡在致凯特尔的信中说）在德国的苏联战俘，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三百六十万战俘中，全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由于气候的折磨而死。罗森堡继续说道，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俄国有足够的粮食供他们食用。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战俘营长官都不许把这些粮食供战俘食用，而宁可让他们饿死。甚至在战俘被押送到战俘营的途中，也不许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许多战俘在途中由于饥饿劳累，跟不上队伍，就被枪决。枪杀战俘是当着饱受惊吓的老百姓的面进行的，尸体就弃在原地。许多战俘营根本没有住的房子。下雨下雪，战俘也睡在露天里——

最后还得提一下枪决战俘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根本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例如各集中营里都把「亚洲人」一概枪决——

岂止亚洲人。俄国战役开始后不久，最高统帅部和党卫队保安处便达成一项协定，由保安处「甄别」俄国战俘。保安处的大刽子手奥托·奥仑道夫在一份供词中透露了「甄别」的意图何在。奥仑道夫与希姆莱手下许多人一样，是个不务本业的知识分子，他曾得过两个大学学位（法学和经济学），并曾在应用经济科学学院当过教授。

（奥仑道夫说）所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干部都要调出战俘营，处以死刑。据我所知，在对俄国作战的整个期间，一直采用这种办法。

但是这样做也不无困难。俄国战俘的身体往往衰弱得连上刑场都走不了。为此，秘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提出了抗议，此人短小精悍，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说：

集中营长官不满地说，预定要被处决的苏联人在到达集中营时，已有五％到十％的人死亡或濒于死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往集中营的途中，譬如从火车站走向集中营的途中，就有相当多的战俘由于疲惫不堪倒在路上，有死了的，也有半死的，因此护迭时后边还得跟上一辆卡车装运这些人。要想不让德国人看到这种场面是不可能的。

秘密警察对俄国战俘饿死累死丝毫也不在乎，他们遗憾的只是每死一个战俘就使刽子手们少一个行刑的对象，但是他们不愿意德国人民看到倒毙于途的惨像，因此「秘密警察缪勒」——他在德国以此著称——下令：自即日起（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俄国战俘凡显然无活命希望因而连短途旅程也不能走动者，以后无需运到集中营处死。

死了的战俘不能劳动自不必说，甚至饿坏累坏的战俘也都失去劳动能力了。到了一九四二年，德国人已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将长期拖下去，比他们原先设想的时间要长得多；同时也已看出，他们的后备劳动力十分缺乏，被俘苏军已成为德国后备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纳粹放弃了屠杀战俘的政策，而采取利用他们从事劳动的办法。一九四三年，希姆莱在波森对党卫队人员作了一次讲话，解释了为什么要改变这项政策的道路。

当时（一九四一年）我们对这么一大批人没有像今天这样，把他们当作原料和工人。战俘饿死累死几万几十万，从几个世代那样长远的意义上看，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是在目前，由于丧失了劳动力，这种情况却是可惜的。

现在必须让战俘们吃得足以使他们有力气干活了。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已有七十五万战俘在兵工厂、矿山（分配了二十万人）和农场劳动，其中包括不少军官。他们的待遇是苛刻的，但是总算可以活命。甚至凯特尔元帅建议在战俘身上打烙印的办法也废除了。

德国人对待西方战俘，特别是英美战俘，比对待俄国人相对地来说好一些。虽然屠杀英美战俘的事也偶然发生过，但一般都是由于个别战俘营长官个人的极端残暴和虐待狂所致。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比利时凸出地带战役中，在马勒梅第附近的田野中血腥屠杀七十一名美国战俘，便是一个例子。希特勒也曾亲自下令杀害西方战俘。例如他曾下令屠杀五十名英国飞行员，这些人于一九四四年春被俘，后来在萨岗的一个集中营逃跑未成。戈林在纽伦堡说，他「认为这是整个战争时期最严重的一次事件」，约德尔将军则称之为「不折不扣的谋杀」。

一九四三年英美对德国加紧轰炸以后，德国便有意鼓励杀害盟军在德国跳伞降落而被俘的飞行人员，上述事件实际上似乎是他们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德国鼓励一般平民在抓到跳伞降落的盟军飞行员后，立即私刑处死。战争结束以后，不少犯有这种罪行的德国人受到审判。（一九四四年英美轰炸德国达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