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缪勒本人是苏联内务部特务机关的仿效者和崇拜者。

六月间，密谋分子违背戈台勒和一批老人的劝告，决定同共产党人接触。这是出于社会民主党方面，特别是阿道夫·莱希维恩的建议。莱希维恩是社会民主党的哲学家、以「候鸟」著称，现任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他同共产党人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虽然施道芬堡本人对共产党人是怀疑的，他的社会民主党朋友莱希维恩和莱伯说服了他。他们说，同共产党人保持某些联系现在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了解他们在干些什么以及如果政变成功，他们打算怎么办，而且还可以在最后时刻，如果可能的话，利用他们来扩大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基础。施道芬堡勉强同意莱伯和莱希维恩在六月二十二日同共产党的地下领袖们会见。但他警告他们，尽量少告诉共产党人有关的情况。会见在东柏林举行。莱伯和莱希维恩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名叫弗朗兹·雅可布和安东·沙夫科夫的两个人，自称是——也可能确实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袖。他们还有另一个同志作伴，他们介绍这个人名叫「兰博」。这些共产党人对反对希特勒的密谋看来知道不少内情，他们还想作进一步的了解。他们要求在七月四日同密谋集团的军事方面负责人会见。施道芬堡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授权莱希维恩代表他在那一天同他们继续会谈。莱希维恩一到那里，就同雅可布、沙夫科夫一起被捕了。原来「兰博」是秘密警察的密探。第二天，莱伯也被捕了，而施道芬堡原来是指望他在新政府里成为主要政治力量的。

施道芬堡对莱伯的被捕感到十分震动，因为他同莱伯已经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并且认为莱伯是拟仪中的新政府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立刻看到，现在希姆莱的部下已经紧紧跟踪，整个密谋组织已有随时败露的危险。他认为，莱伯和莱希维恩是勇敢的人，可以期望他们即使在酷刑之下也不吐露任何机密。但他们到底能不能这样？有些密谋分子觉得并不能完全肯定。即使是最勇敢的人，当他们的身体被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持沉默的时间也许是有限度的。

莱伯和莱希维恩的被捕是促使密谋分子立即采取行动的又一个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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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政变

快到六月底时，密谋分子交上了一个好运。施道芬堡被提升为上校，而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布命令，而且使他可以直接地和经常地见到希特勒。事实也确是如此，元首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要召令国内驻防军司令或其代表到大本营去，要给在俄国伤亡惨重的师团补充兵员。施道芬堡想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放置炸弹。

施道芬堡现在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完全在他身上。在密谋分子中，只有他能够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因此杀掉希特勒非他莫属。由于弗洛姆还没有完全争取过来，不能肯定算数，所以在搞掉希特勒之后，指挥军队占领柏林，也是他作为补充军参谋长的任务。他要在同一天里，在相距两三百英里的两个地方——元首在上萨尔斯堡或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和柏林——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动之间，他还必须花两三小时，乘飞机回首都，而他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伙已经放手执行他的预定计划。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是困难之一。

还有其他的困难。其中之一是一种几乎是完全不必要的考虑，但是在那些现在已决心豁出去的密谋分子心里却产生了这种考虑。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仅仅把阿道夫·希特勒杀掉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同时杀掉戈林和希姆莱，以保证这两个人所掌握的兵力，不会用来反对他们。他们还认为，如果把希特勒这两个主要的助手搞掉，在前线的那些还没有争取过来的高级将领会更快地响应他们。由于戈林和希姆莱常常在元首大本营参加每日军事会议，密谋分子觉得用一颗炸弹同时干掉这三个人，也许并不是大困难的。这一愚蠢的决定，使施道芬堡丧失了两个宝贵的机会。

七月十一日，他奉召到上萨尔斯堡去向元首报告关于急需的补充兵员的供应的问题。他在到伯希特斯加登的飞机上，带了一颗谍报局的英制炸弹。密谋分子前一天晚上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趁这个机会杀掉希特勒——还有戈林和希姆莱。但希姆莱那天没有出席会议。施道芬堡抽出一会儿功夫，从会场出来，打电话给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这个情况，并强调说，他还是能把希特勒和戈林干掉的。但是这位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却力劝他还是改日连希姆莱一起干掉。那天晚上，施道芬堡回到柏林，碰到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坚决主张下一次他一定要下手搞掉希特勒，不管戈林和希姆莱在场与否。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都同意了。

下一次的机会很快就来了。七月十四日，施道芬堡奉命在第二天向希特勒报告补充兵员的情况，因为俄国战线上的中央集团军在丧失了二十七个师之后，已经不成其为一支作战力量了，所以必须征调每一个能够征调的新兵去填充俄国战线上的缺口。那一天——十四日——希特勒已经把他的大本营迁回腊斯登堡的「狼穴」，亲自负责恢复中路战线的阵地。在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