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成立。施道芬堡的下一个任务是安全而迅速地走出腊斯登堡大本营。检查哨的卫兵已经看到或者听到元首会议室的爆炸，立即封锁了所有出口。在离菲尔基贝尔的地下室几码远的第一道岗哨，施道芬堡的汽车被挡住了。他跳下车子，要求见哨所的值班军官。在后者的目击下，他给什么人——不知道是谁——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挂上电话，转身对那个军官说，「尉官先生，我被批准通行了」。

这完全是蒙人的，但起了作用。这个尉官负责地在他的登记簿上记下了「十二点四十四分，施道芬堡上校通过」之后，还通知了下一个检查哨，让汽车通过。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检查哨，困难就更大了。这里已经收到了警报，挡车的栏杆已经放下，卫兵加了双岗，不准任何人出入。施道芬堡和他的副官哈夫登中尉，发现他们的汽车被一个名叫科尔勃的很顽固的上士挡住了。施道芬堡又要求打电话，向营地司令的副官莫仑道夫上尉抱怨，「因为发生了爆炸，」卫兵不让他通过。「我有急事。弗洛姆将军正在飞机场等我。」这也是蒙人的。施道芬堡知道得很清楚，弗洛姆在柏林。

上校挂上电话，转身对上士说，「上士，你听到了，批准我通行」。但上士不管他那一套，自己打电话给莫仑道夫核对。莫仑道夫上尉证实了施道芬堡的话。

他们的汽车于是向飞机场飞驰而去。在路上，哈夫登中尉急急忙忙地把他带在自己皮包里的另一个炸弹拆开，把零件丢在路边（后来都被秘密警察找到）。机场场长还没有收到任何警报。当这两个人的汽车开进机场的时候，他们的飞机已经发动。一两分钟之内，飞机便腾空而去。

现在是一点刚过。后来这三个小时，在施道芬堡一生中一定是最长的三小时。当这架速度不高的亨格尔飞机在平坦多沙的德国平原上向西飞去的时候，他只能希望：菲尔基贝尔已经同柏林联系上并且传递了最重要的讯号；他在首都的同伙已经立即行动起来接管这个城市，并且正在发出早已准备好的给德国本上和西线的军事指挥官的文告；他的飞机不会被接到了警报的德国空军战斗机或者被在东普鲁士上空越来越活跃的四出巡弋的俄国飞机所迫降。除了这样希望以外，他什么也不能做。他自己的飞机没有长距离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如果有这种设备，也许能使他听到从柏林发出的最早的一些激动人心的广播。他预期在柏林降落之前，这样的广播一定已经播出。因为没有这种设备，他也不能亲自同首都的盟友们通讯，把菲尔基贝尔将军也许没有能发出的讯号发给他们。

他的飞机在这个夏日的下午继续飞行。它在下午三点三刻在伦格斯道夫机场降落。施道芬堡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场上最近处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以便确切了解在这决定命运的三小时里（一切都靠这三小时）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当他一听说什么也没有完成时，不禁大惊失色。原来一点刚过，菲尔基贝尔的电话就来了，告诉了柏林的密谋分子关于爆炸的消息，但是因为线路不好，他们没听清楚，究竟希特勒被炸死了没有。因此，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伐尔克里」命令是从奥尔布里希特的保险箱里拿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发出去。在班德勒街，大家都无所事事地在等待施道芬堡回来。在新政府里将分别担任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贝克将军和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本来预定在得讯之后要立即开始发出准备好的文告和命令，并且通过广播宣告德国新时代的开始的。但此时他们还没有露面。施道芬堡在伦格斯道夫机场上给奥尔布里希特打电话时表示肯定相信希特勒已被炸死了。但事实与此相反，希特勒并没有死。勃兰特上校把皮包推到结实的橡木桌子底座外面，这一几乎是无意识的行动，救了希特勒的一命。他受了极大的惊吓，但受的伤并不重。他的头发烧焦，两腿的伤，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有一个目击者后来回忆道，当希特勒由凯特尔搀扶着从这所被炸坏了的、正在燃烧的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是他了——脸是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撕成碎片。凯特尔丝毫没有受伤，也真是奇迹。但在炸弹爆炸的桌子那一头的那些人，绝大多数不是已死或命在旦夕，就是受了重伤。

在惊魂未定的最初时刻，大家对爆炸的来源有过几种猜测。希特勒起初认为可能是由一架敌方的战斗轰炸机偷袭而引起的。约德尔按着溅满了血的头——吊灯架子和别的东西正掉在他头上——说，他相信是些建筑工人在屋子地板下放了定时炸弹。施道芬堡的炸弹在地板上炸了个很深的窟窿，所以看起来颇有点像。

过了一些时候，人们才怀疑到这个上校身上。希姆莱听见爆炸就奔到现场，他也弄得完全莫名其妙。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菲尔基贝尔关闭通讯联络之前一两分钟打电话给柏林刑事警察头子阿图尔·奈比，要他派一批侦探乘飞机来进行侦查。

在惊惶和混乱之中，起初没有人记起施道芬堡刚在爆炸发生之前溜出会议室。起初人们以为他一定在房子里，一定是在那些受了重伤、急送医院的人里面。希特勒要求对医院进行检查，但当时他还没有怀疑到施道芬堡。大约在爆炸发生之后两小时，渐渐有了线索。在会议室管理电话交换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