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元首去世的消息后不篡夺宝座的话。为了确保戈林不致篡夺，鲍曼马上给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党卫队打了一个无线电报。

——如果柏林和我们沦于敌手的话，必须将四月二十三日的卖国贼消灭。战士们，负起你们的责任！这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和名誉！

这是一道要谋害戈林和他的空军将领的命令，鲍曼早已使党卫队将他们逮捕了。

戈培尔博士与鲍曼相反，但与爱娃·勃劳恩一样，是不愿意在他们敬爱的元首已经逝世的德国活下去的。他早已把命运交给了希特勒。只是由于希特勒，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一直是纳粹运动的主要预言家和宣传家，而且在制造纳粹神话方面仅次于希特勒。为了使这些神话能够流传下去，不但元首应当壮烈牺牲，作为元首最忠实的追随者，唯一没有背叛元首的党内元老，也必须壮烈地死去，给后世留个榜样，有朝一日能够使国家社会主义的火苗重新燃烧起来。

当希特勒休息之后，戈培尔似乎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他那地下室的小房间里去写自己对当代和后代的遗言的。他把他的遗言叫做「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已经命令我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一员领导。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许；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将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心——在元首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战时这些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最后牺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

基子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手也不离开它，而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四月二十九日早晨五点半钟戈培尔写完了他的遗言。柏林已经破晓，但战争的烟火遮住了太阳。在地下避弹室的电灯光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头一件事情是如何通过附近的俄国防线将元首的遗嘱带给邓尼茨等人，以便为后代永远保存下来。

为了带出这个文件的副本选择了三名信使：希恃勒的军事副官维利·约翰迈那少校，党卫队军官和鲍曼的顾问威廉·山德尔，以及前一天晚上带来希姆莱叛变恶耗的宣传部官员海因兹·洛仑兹。多次获得奖章的约翰迈那负责领导这一小组，设法通过红军防线。他要把这个遗嘱的一份副本交给费迪南德·舒埃纳尔元帅，后者的集团军仍完整地坚守在波希米亚山中，而且希特勒已任命他为新的陆军总司令。布格道夫将军在递交舒埃纳尔的文件里附了一封信说，希特勒是在「今天收到希姆莱叛变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之后」写了他的遗嘱的，「这是他的不可变更的决定」。山德尔和洛仑兹要把他们的副本带交给邓尼茨。山德尔的副本中也附了一封鲍曼的信。

亲爱的海军元帅：

因为所有的师团都未能前来解围，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希望，元首昨晚口述了这份政治遗嘱。希特勒万岁！

当天中午这三位信使出发去执行他们的危险的使命。他们经柏林动物园和夏洛登堡迂回西行，到达哈维尔湖前面的皮彻尔斯道夫。该地驻扎了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营，还在等待不见踪影的温克大军的到来。为了到达这里，这三个人已经成功地溜过了三重俄军封锁线，柏林动物园中央的胜利碑，在动物园前面的动物园车站，以及皮彻尔斯道夫的外围。他们还必须通过很多俄军防线，还得经历很多的冒险。虽然最后他们都一一通过了这些防线，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携带的文件对邓尼茨和舒埃纳尔已经没有用处，后者根本没有见到这些送信人。

那天离开地下避弹室的还不止这三个送信人。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希特勒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召开例行军事会议讨论战争形势，跟快六年来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召开会议一样，就好像路还没有走到尽头似的。克莱勃斯将军报告说，昨夜和今晨俄军已进一步逼近总理府。剩下的可怜一点点守军的军火供应越来越少。温克的援军仍无消息。有三个军事副官感到无事可做，又不愿同元首一道自杀，于是他们请问元首是否可以离开地下避弹室去打听温克的下落。希特勒批准了这个请求，并命令他们催促温克马上行动。当天下午这三个军官便离开了。

不久，又有第四人离开了，此人是希特勒的空军副官，战争开始以来成为核心组织中的下级人物的尼古拉斯·冯·贝罗上校。贝罗也是不想自杀的，他也感到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已再没有什么有用的事可做。他要求元首准许他离开，也得到了批准。希特勒这天真是十分通情达理。他也想到他可以利用这位空军上校给他带出一封最后的信。这封信是写给凯特尔将军的。鲍曼已怀疑他有叛国之嫌。希特勒在这封信中对陆军进行最后一次谴责，他认为陆军辜负了他的期望。

毫无疑问，那天夜里十点钟所举行的情况汇报会上所获得的消息更加深了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