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吃惊，但也并非完全意外。

现在，在《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版三十周年之际，世界突然面对着一个新的重新统一的德国。不久之后，统一的德国将在经济上再次强大起来，如果它愿意的话，也将在军事上强大起来，正如它在威廉二世和阿道夫·希特勒时代那样。欧洲将再次面对德国问题。如果历史还有些借鉴意义的话，那么德国邻国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在我的有生之年，它们曾两次遭受日耳曼军队的入侵。后一次是由希特勒领导的，本书的读者当会记得，德国的行为是一种野蛮的恐怖。

人们现在会问：德国人变了吗？许多西方人显然认为德国人变了。我本人对此则没有把握，我曾在纳粹时代的德国生活和工作，我的观点无疑因个人的这段经历而蒙上了阴影。事实上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一关键问题的答案。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以前曾深受德国征服之苦的国家，已不想再心存侥幸了。德国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或许，这有赖于以一个欧洲安全体系束缚重新统一的德国。它将永远无法挣脱这一束缚去推行昔日的侵略政策。从根本的意义上讲，自第三帝国覆灭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我在一九五九年撰写的前言的结尾部分所述，氢弹的出现已使阿道夫·希特勒这类传统的征服者成为过去。如果真有一个新的希特勒式的冒险家试图领导德国进行新的征服，那么，他将被原子武器所击退。这将迅速地制止德国的侵略。然而，不幸的是，那也将是整个世界的末日。

因此，尽管氢弹以及准备用来发射氢弹的火箭、飞机和潜艇对这一星球的生存构成了可怕的威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却至少有助于解决德国问题。由德国人，或由任何其他人进行的血腥征服不会重演了。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走人歧途的政府和无所适从的人们如果能记住纳粹恐怖下的黑暗和几乎席卷了全球的种族大屠杀，可能也将是有益的，而这正是本书的宗旨。记住过去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

威廉·夏伊勒

一九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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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虽然这本书的研究和计划工作，同我所写的别的书一样，是由我自己进行的，但在这本书的五年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许多人和机构的慷慨协助。推动我写这本书的是西蒙一舒斯特出版公司已故的杰克·古德曼和该公司负责本书的编辑约瑟夫·巴恩斯，和我同时在欧洲作记者的老朋友巴恩斯，不论在我顺利或遭到困难的时候都一直支持我，给了我有益的批评。研究战争中所缴获的德国档案的权威学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弗里茨·T·爱泼斯坦博士在使用那些汗牛充栋的文件上给我很多指导。其他很多人也在这方面给我许多帮助。其中有纽伦堡战犯审判检察官的首席顾问特尔福德·泰勒，他曾写过两本关于第三帝国军事史的书。他将他私人收藏的文件和书籍借给我，并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属于美国历史协会的美国战争档案研究委员会主席、佛吉尼亚大学教授奥伦·J·哈尔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其中包括他自己研究的某些成果在内。

一九五六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从国会图书馆的文稿室里把我拉出来，严厉地劝告我回到我的写作本书的工作上去，否则我就会很容易像某些人那样将我的后半生陷在德国档案中。国务院历史处处长G·贝纳德·洛贝尔博士和国务院的外交官员、《德国外交政策档案汇编》美国编辑之一的保尔·R·斯维特也帮助我走出纳粹档案的迷津。斯丹福大学的希尔德加德·R·波宁格夫人在通讯中和阿格尼斯·F·皮德逊夫人在交谈中都给我很多帮助。在陆军部军事历史处代理处长W·胡佛上校和他的属员德迪玛尔·芬克告诉我怎样研究该部收藏最多的德国军事档案。

《外交季刊》的主编汉米尔顿·菲西·阿姆斯特朗对本书的写作很关怀，外交学会当时的执行理事长瓦尔特·H·马洛里也很关心。我很感谢外交学会弗兰克·阿尔朱尔和奥佛尔布鲁克基金会，他们给我的一笔慷慨的赠款，使我能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年写作中得以全力以赴。我还必须感谢外交学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的职员，我曾多次麻烦他们。纽约社会图书馆的职员也同样被我打扰过，但他们非常耐心，十分合作。

路易·加兰地尔和赫尔伯特·克莱德曼耐心地读过大部分稿件，并且提出很多宝贵的批评。在二十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及后来他上了台的这一段时间都在柏林美国大使馆作武官的杜鲁门·史密斯上校，让我研究了他的笔记和报告，这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及其日后某些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线索。纽伦堡法庭的美国检察官之一、现在在纽约作律师的山姆·哈里斯提供给我《主要战犯的审讯》（纽伦堡的档案和证词）和其他许多未公布的资料。在大战头三年中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将军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作了最详尽的回答，并且给我提供了德国原始数据。我曾在别处提到过他那本未出版的日记对我的帮助，在本书的大部分写作过程中，这本日记的副本一直搁在我的身边。战争初期在柏林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乔治·凯南曾经提醒我某些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我在欧洲时的几位老朋友和老同事，如约翰·根室，M·W·弗多尔、凯·波尔、西格里德。舒尔兹、桃乐赛·汤普逊、惠特·伯纳特和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