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他过于目中无人。他一点都没意识到，在锁春苑和顺发客栈失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大大地低估了对手的胆魄智慧。现在他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乃至事态的发展与他的如意算盘，全然是背道而驰了。

江湖经验丰富的索氏父女，不但很快察觉并制伏了监视其行动的捕快，而且顺藤摸瓜找到了牛昌，在逼迫牛昌供出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将其秘密处决，随之索氏父女便销声匿迹去向不明了。而那顺发客栈，在危国祥差人以雇工身份打入其内部之前，业已悄然易主，变成了一个不存在卧底价值的普通客栈。

数日之间一切线索皆化为乌有，危国祥煞费苦心策划的侦破谋反大案行动，不得不就此悄悄地画上了句号。他期望由此而达到的目的和捞到的好处，也全都泡了汤。这个结果令危国祥异常光火，却又无处发泄，于是他便将这笔账又记在了李纲的头上。他认为如果没有李纲横加干涉，他绝不可能落个鸡飞蛋打，就在心里恶狠狠地发誓，将来但凡有机可乘，不弄死你姓李的老子就是婊子养的！

此事的结果也让李纲吃惊不小。虽然当时在锁春苑他认定危国祥的行径是恶意栽赃挟私报复，但事后回想，却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后来发生在顺发客栈附近的拒捕事件传到他的耳中，他不由得便将其事与危国祥的举动联系了起来。

莫非那天危国祥要等的证据，就是那个拒捕者？是不是皆因拒捕者自尽，危国祥才不得不权且放过了索天雄？那个拒捕者是什么人？那人为什么要自杀？索天雄与其有无关联？如果有，又会是什么性质的关联呢？这些问号的涌现，使李纲感到事情似乎不是如他原本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正琢磨着怎样弄清这些疑窦，问题的答案却不请自来了。

一日清晨，老仆胡长庚将在院中拾得的一封薄缄交与李纲。李纲启封阅之，笺上有诗四句：“同甘共苦守东京，剑影刀光见俊雄。后会有期重聚日，翻天覆地画图宏。”其后没有落款，但李纲不问可知此系何人留言。联想到以往的种种迹象，索天雄乃何等人物，已是不言自明。

回头再品诗句的含义，李纲被唬得脊背生风。

三

时隔月余，即靖康元年五月下旬，李纲莫名其妙地被委任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并被指派督统两路之人马，去解太原之围。

此前，赵桓因见金军东西两路皆退，有点胆肥起来，对割让三镇之诺滋生悔意，便欲遣师出援中山河间诸郡，收复失地，解救太原。因此在任命姚古、种师中为正副制置使的同时，已复用种师道为两河宣抚使。这才没多久，却忽然又以种师道老病不堪为由，改命李纲取而代之。如此来回任免，实是匪夷所思。究其缘由，又是张邦昌等人作祟其间之故。

指证李纲蓄意挑动请愿的事，危国祥鼓捣了半天一无所获。李纲沟通反贼之说，由于人证俱失，危国祥压根就没敢对张邦昌提。总之在暗中收拾李纲这事上危国祥是颗粒无收寸功未建，这让张邦昌大失所望。看来想一举扳倒李纲，难有多大指望。张邦昌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念头从一蹴而就调整为步步为营。

有道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思路放开去，主意便来了。既然往下扳不动，何不索性朝上抬？先找一顶轿子将其抬出京师，下一步不就好办得多了吗？

抬李纲的轿子不难找，那个宣抚使的职衔就很合适。把这顶乌纱往他脑袋上一扣，他就得顶着个被朝廷重用的虚名，乖乖地离开汴京，去承办那绝对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差。办得好，就让他长期在外边“镇守”着去，而办砸了，那可就得该治什么罪就治什么罪了。欲抑先扬欲擒故纵，这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

当然，这步棋并非万无一失。万一李纲挥师出征旗开得胜，或许会反令其威望越高权势越重。如果搞成那样，可就弄巧成拙了。不过综合各方面因素去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应当说是微乎其微。

张邦昌瞻前顾后斟酌再三，终觉此举利多弊少，于是他便择机向赵桓堂皇建言，三镇既不可割，则需全力救援，尤以速解太原之围为要。种师道年迈多病，暮气沉沉，业已难胜其任。为早日平定西线战事计，不如改用李纲宣抚两路，命其督师前去解围。

耿南仲、唐恪、聂昌等一听便知张邦昌的用意，马上心照不宣地予以附议。有些大臣不明就里，出于对李纲统帅能力的信任，亦很赞成这一主张。其议遂为赵桓纳之。唯许翰及谏官余应求、陈公辅品出这事不大对头，先后具折称不应让李纲离开朝廷，却没得到赵桓的理睬。嗣后，赵桓在睿思殿召见李纲，向他宣谕了这个决定。

李纲认为这一任命很不妥当，毫不含糊地当场力辞。他之所以果决地推辞其任，内中确有担心自己远离京师后，更易受人恶意中伤之虑，然而他更大的担心，是唯恐他一旦离朝，赵桓在张邦昌、耿南仲一伙的摆布下，又回到不惜以丧权辱国为代价，毫无原则地向金人屈膝乞和的歧路上去。

这个担心李纲自然不敢明言，但另外一个推辞的理由他可以直说：他自认不是承当两河宣抚使之职的材料。这既是一个借口，也的确是他对自己的客观评价。对于自身的长短，李纲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文人，料理兵事非所擅长，在战略层面上做些宏观的谋划尚可，具体到布阵用兵战术战法，则基本上还属于门外汉。至于实战经验，更是严重欠缺。在金军围城之际他临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