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加尔班捷写过一篇序文，后增补到其编撰的伪科学性质的庭审记录“修订本”中。在该文中，他以极其嚣张的措辞恶毒攻击了德塞尔比的人格。）必须承认，有些毫无预警的“瞌睡事件”恰好就发生在学者的聚会上。比如有人请他对某个深奥的问题发表看法，而他竟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不过，饶是如此——对不住啦，迪加尔班捷先生——我们并不能据此推断，这些事件是“计算精准”的刻意安排。德塞尔比的另一个缺点是不辨男女。记得当年有人把施纳佩尔女伯爵（她的《无处不在的信仰》至今仍有读者）介绍给他，而他竟然用“那个男人”“儒雅的老绅士”“老滑头”等称呼来恭维对方。好吧，也许是德塞尔比眼力不行，此番因女伯爵的年龄、成就和着装风格而引发的失误尚可原谅。但是，他公开管年轻的女售货员、女服务员叫“男孩”，那恐怕真就说不过去了。他几次提到神秘的家人，也是把母亲称作“好绅士”（《世界之光》第307页）、“伟丈夫”（同上，第308页）、“堂堂男子汉”（克劳斯《书信集》第xvii页）。迪加尔班捷更是（在其大作《当代史》中）抓住这点大做文章，其行为不但逾越了科学评论的严格界限，而且突破了人类的一切道德底线。在对待可疑或下流事件上，他很会钻法国法律的漏洞。他写过一本小册子，表面假装在探讨个人的性癖好，但其实是为了点名批评德塞尔比，说他是人面兽心的怪物。亨德森和几位哈奇乔-巴西特派的知名学者都认为，这份文件的出现差不多就是哈奇乔突然转往德国的原因。现在一般都认为，哈奇乔确信“迪加尔班捷”仅仅是影子般的克劳斯别有用心的化名。但我们别忘了，巴西特正好持相反观点，他认为克劳斯应该是迪加尔班捷的化名，这个丧心病狂的法国人想借此在德国散布谣言。但实际上，从二者的评论文章来看，这两种推论都缺乏直接证据，因为迪加尔班捷始终充满恶意，极尽诽谤，而克劳斯虽然在学术上存在瑕疵，但对德塞尔比的态度却谈不上恶劣。而哈奇乔在写给朋友哈罗德·巴奇的告别信（据说是绝笔）中，似乎也注意到了这种差别。他说，他相信克劳斯靠不温不火地反驳迪加尔班捷的肆意谩骂，赚了很大一笔钱。应该说，这一暗示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因为正像他所指出的，就在署名迪加尔班捷的一本讨伐文集出版以后，克劳斯的精美著作（内含价值不菲的整页插图）竟然马上也面市了。于是，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这两本书如果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至少有过合作。当然，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这种抗衡对德塞尔比来说终究是不利的。所以说，最要感谢的还是哈奇乔。是他的毅然离开“彻底阻止了事态的恶化，因为这已经突破了人性的底线”。临别之际，巴西特让人带了张字条给在码头的哈奇乔，一方面祝愿他前途顺利，但同时遗憾地说他上错了船，意思是说，他本不该出走汉堡，而应投奔巴黎。而哈奇乔的朋友哈罗德·巴奇则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记录，介绍了他和哈奇乔在船舱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他看着挺紧张，心里很乱，一直在窄小的舱室里来回踱步，像只囚鸟，最多每隔五分钟就要看一看表。跟我说话也是前言不搭后语，不知所云。他的脸瘦得都凹下去了，不见一丝血色，就两只眼睛还挺有神，贼亮贼亮的。一身老式着装，全起皱了，衣服上全是灰尘，一看就知道连穿了几星期，没脱下来过。他最近倒是也刮胡子、洗澡，但明显都是敷衍了事。我还记得，当时望着密闭的舷窗，心情有多么复杂。可话又说回来了，邋遢的外表照样无损于他高贵的品格，无损于他超拔的境界。他毫无私心，一心只想把手中的任务顺利完成，不管困难有多大。而这种精神也都写在了他的脸上。我们来回聊了些轻松的数学话题（可惜没能上升到辩证法的层次），然后便再也无话可谈。我们都听见最后一班接驳车（两节车厢）快到了，分别的时刻就在眼前。我搜肠刮肚，想找些无意义的话来缓和下气氛，这时，就见他转过身来，深情地把手搭在我肩上，激动地按了一按。然后，他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对我说：‘想必你也知道，这一去便是永别。要消灭那些在国外肆虐的恶魔，自己就不能置身事外。灾难终究要来，此刻它就装在这行李箱里。如果我的死能让这世界变得干净一点，能为我敬爱的人略尽绵薄之力，那我会感到很欣慰。我希望在我遭遇对手以后，我们俩都能销声匿迹。我指望你能保管好我的文稿、书籍和仪器，给后世留下些东西。’我听完这番话，暖暖地握住了他的手，支支吾吾地答应了。很快，我又跌跌撞撞回到了码头上，眼里饱含着深情。打从那天晚上起，我就一直觉得记忆里有些神圣而宝贵的东西。狭小船舱里那孤单的身影，决心凭借一人之力，几乎手无寸铁，也要和远方汉堡城里那恶魔决一死战。我会永远铭记这一刻，用一生来珍藏。”巴奇说哈奇乔“几乎手无寸铁”，这恐怕更多是出于个人感情，而有违历史的真实。实际上，很可能从没有谁像哈奇乔一样，携带如此强大的军械私人出行；陈列馆不算，从没见谁有过如此多样而厉害的武器。此外，除了爆炸化学品、炸弹散件、手榴弹和地雷，他还带了四把军用左轮手枪、两把打鸟的步枪、一副钓鱼用的